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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说话”这种说唱音乐形式较为流行外，与其并存的还有佛教寺院里的“变文”。变的意义，本取自佛经“转换旧形名变”，变文则是寺院俗讲僧通俗性讲经的底本，亦即佛教徒宣传宗教教义的一种说唱体裁。隋唐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据统计，唐代浙江建有佛教寺院九百三十七所，占当时全国佛教寺院总数的17.6％，是中国佛教寺院分布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地区。隋代天台山的高僧、佛学大师智颉生活在天台山二十多年，在那里化缘建造佛寺，聚合僧众，潜心研习佛教，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天台宗在唐代陆续传播到新罗和日本等国，对日本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佛教的广为流布和信徒的日益增加，促进了说唱和变文的发展和流行。
变文的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主要有演绎佛经故事和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两大类。如《阿弥陀经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莲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
《伍子胥变文》是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的基础上，经过民间艺人反复传唱、加工润色而成。其主要情节是：楚平王荒淫无道，伍子胥父兄蒙难，伍子胥亡命吴国，借兵复仇，后因吴王信谗，伍子胥遇害。作品塑造了伍子胥不畏强暴、坚毅不屈的悲剧形象，揭露了封建帝王荒淫残暴的罪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详细铺叙浣纱女和渔父帮助子胥逃亡的经过，把人民的同情和英雄的患难遭遇联系起来，写得悲怆动人。但在写子胥逃亡时用“急急如律令”和“画地户天门”之术躲过追捕，近乎术士，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完整；子胥和妻子相见时的对答用中药名称隐双关语，又近于文字游戏。《伍子胥变文》对后世戏剧文学有广泛影响。元杂剧中高文秀的《伍子胥弃子走樊城》、郑廷玉的《采石渡渔父辞剑》、吴昌龄的《浣纱女抱石投江》、李寿卿的《说诸伍员吹箫》、明代传奇戏曲中邱的《举鼎记》、梁辰鱼的《浣纱记》以及后来京剧的全部《鼎盛春秋》（自《战樊城》起至《刺王僚》止），均演述这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