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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是一种叙事性的、有说有唱的大型声乐体裁，用“口语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并反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门类。早在古代，我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说唱因素。隋代，民间已流行一种讲唱故事的“说话”。到了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说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著名的如《一枝花》可以说唱几个时辰。唐代元稹在《元氏长庆集》卷一《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说：“翰墨题名画，光阴听话移”其下自注云：“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各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时“说话”已经成为城市中群众性艺术活动的一种形式，并且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流传。《一枝花》是唐天宝年间艺妓李娃的事迹。这里所谓“说……话”，可能是说李娃的故事，也可能同时唱那个曲调，已经是一种歌唱与说话相结合的艺术形式。然而，民间的说唱音乐没有留下说唱本子，而且也没有给它固定的名称。民间的说话小说已不只说话而已，有夹唱的说唱形式在内。今天江南民间很多时候还用“说大书”“说小书”等名称。从名称看，并不能看出其中有没有歌唱，但所谓“说小书”就是所谓的“弹词”，是有歌唱的。
戏曲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各种元素，而以音乐、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表演艺术。隋唐时期，主要有参军戏、歌舞戏、傀儡戏等戏剧，宫廷、民间都很流行。
“参军戏”原称“弄参军”，主要由参军、苍鹘两个角色作滑稽对话表演。参军戏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原先是一种以讽刺、滑稽为主的歌舞戏。曾经有过以讽刺汉代贪官石躭、南北朝时贪官参军周延为题材的剧目。唐朝开元（713－741）间的参军戏，表演者大概为两个男性演员，一痴一智形成对比，表现形式似乎还只有舞蹈和对白。9世纪初期，开始有女性参加表演，而且加入了歌唱。9世纪中期，参军戏题材扩大，不仅限于讽刺贪官，也有了其他轻松滑稽的内容。此外，还有假扮女人和假扮别种人物的节目。唐代参军戏剧目主要有《婆罗》《假妇人》《陆参军》等，流行广泛，唐代的歌舞戏也可视为戏剧。
歌舞戏以歌词、舞蹈，杂以说白，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其时，流行的剧目有《兰陵王》《拔头》《踏谣娘》等，《兰陵王》叙述北齐兰陵王入阵杀敌的故事。戏中演员头戴假面具，身穿紫衣，腰束金带，手执鞭子，指挥作战。《拔头》（《钵头》）叙述一人因其父为虎所伤害，遂上山寻父，并与猛虎搏斗。演员身着素衣，披头散发，面带哭相。演出中山有八折，故曲有八叠。后来又增加了捕杀老虎的情节。据说此戏剧盖由西域传入。《踏谣娘》叙述一美丽善歌女子深受丈夫虐待的故事。表演者男扮女装（后改为女子扮演），边歌边舞，诉说其怨苦，唱完一段，旁边人和上两句：“踏谣娘，何来！踏谣娘苦，何来！”因主人公表演时且步且歌，故戏剧名曰《踏谣娘》。这些歌舞戏在隋唐五代时期也广为流行。
杂技是在特定环境中，运用各种道具，以高难、惊险的技巧为主要表演手段的人体技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萌芽形式，秦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隋唐时期亦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朝廷殿前常在节日、喜庆及皇帝寿辰时表演杂技，城乡民间杂技艺人的表演更为普遍。主要节目有杂旋、弄枪、擎戴、飞弹、拗腰、踏球、目真面、冲狭、吞刀、吐火、藏狭（对法）等等。隋朝时，吴兴（今湖州）出了位爬竿高手名叫沈光（字总持，号“肉飞仙”，陈朝亡后，家于长安）。《隋书》卷六四《沈光传》云：“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余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沈光年少时就以缘撞（爬竿）能手称誉乡里。当时，湖州境内初建禅定寺，庙前有一根高十余丈的幡竿突然断了绳索，无人敢上去穿系，众僧束手无策。恰值沈光经过，他见状即口衔绳索爬攀而上，直至竿顶，系好绳索，手足并放，凌空而下，以掌支地，走行数十步。观者无不称奇。太业中，隋炀帝东征辽东，在攻城中，沈光用一根十五丈长的竿子攀缘而上，登城后一口气杀敌十余人。敌予以还击，沈不慎从城上跌下，未及地面，恰好碰到竿子上的垂绳，他一手抓住，翻身再攀上，显示了高超的爬竿水平和勇敢精神。沈光凭这一特技建功立业，得到了隋炀帝的青睐，即封沈光为朝请大夫，又赐赠宝石、骏马等。不久，又封他为折冲朗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