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声之不足，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代的音乐和舞蹈往往合为一体，故有“乐舞”之说。隋唐五代时期也不例外。

隋唐五代时期的音乐、舞蹈，是在汉魏以来的基础上，吸取东西方精华，经过融合、创新而形成的，是中国古代歌舞史上堪称繁荣的时期。

隋唐时期的浙江，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江南运河的开凿和连接杭州与北京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江南运河的开通，直接带动了杭州城的出现，并使这个位于钱塘江口，自秦汉以来八百余年间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间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成为隋唐以后闻名遐迩的一个大都市，“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与此同时，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也极大地方便了浙江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浙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钱塘江流域的全面开发。

大唐盛世，政权稳固，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浙江的社会经济在六朝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河堰、山塘、湖堤等水利灌溉工程的不断修筑，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双季稻种植的推广，农业收成比前期有了较大的提高。太湖周边的平原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区之一。“安史之乱”以后，中原的农业生产受到战争破坏而大伤元气，江南一度成了朝廷粮食的主要来源，“南粮北运”局面开始形成，折射出全国的经济重心从此开始从中原向江南转移的趋势。

唐朝推行历代最开明的文教政策，儒学、佛教和道教三教并立。这期间，浙江乃至全国文教领域发生的最有意义的事件，是科举取士制度创立并确立为历代相承的定制。与此相应，官办的州（郡）县学在浙江各地建立起来。思想开放，文化发达，造就了文学艺术的空前成就。浙江产生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可以列出长长一个单子，如号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与李白、张旭等人并列“醉中八仙”的诗人贺知章，名列“大历十才子”的钱起，诗歌与贾岛齐名的孟郊，早期词人张志和，晚唐诗人兼小品作家罗隐，以及客居浙江的大诗人白居易等等。还有书法大家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政治思想家陆贽等，也都是名垂千古的一代风流人物。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文化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必需的条件。隋唐是歌舞伎乐盛行的时期，尤其是唐朝，宫廷燕乐极盛。民间音乐有了质的提高，出现了艺术歌曲——曲子，民间说唱、佛教变文以及民间歌舞等也发展迅速。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要道，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唐设立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浙江城市发展壮大。各大中小城，有“东南名郡”之称的杭州以及台州、婺州、温州、越州、苏州、歙州等。城市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的发展。

就浙江而言，五代时期吴越国历史对其音乐的发展意义更为重要。进入公元9世纪以后，唐朝在政治腐败、藩镇割据中覆灭，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唐朝解体之际，钱镠在杭州拥兵自立，建立吴越国，其疆土包括现浙江省的全部，及苏南、闽北的一部分地区。吴越国偏安东南一隅，钱镠实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立足两浙，尊奉中原，远交近攻，加强防御；扩建杭州城，修筑捍海石塘，发展生产，保障国用，使吴越国避免了兵燹和动乱，农业、手工业继续发展，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当时中国罕见的一方乐土。

欧阳修曾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有美堂记》）。《五代史·吴越世家》等史料中记载了当时丰富的音乐活动，民间音乐继续发展。吴越国的诗歌艺术丰富。当时一位少有的才子罗隐（833－909），字昭谏，本名横，新城（今富阳人），留存诗作五百余首，由于其作诗风格清淡朴素，平易近人，很多作品成为民间日常口语，他的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大智大慧。另一僧人贯休（本姓姜，字道隐，婺州兰溪人）也善作诗，他作的七言句中很多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他们的优秀作品对曲子的发展都有影响。 yMvkn7RSLNGzX5nS7m8/1jgq60pxQDp9NjW8JnJhYmB95MjaIAsJGdbTV5w4cx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