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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省绍兴上虞），东汉前期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著书很多，但不少己散佚，如《政务》《养性》《讥俗》等均己失传，仅存《论衡》计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一篇仅存目录。《论衡》是王充晚年闭门沉思的力作。在整个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文论史上，《论衡》占据着承上启下、不可取代的位置。
图2-7 王充
王充音乐思想的核心是将“真美”并提。《论衡·佚文》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把自己的《论衡》和《诗经》做类比，倾诉自己写作《论衡》的初衷，就是“疾虚妄”。“疾虚妄”就是排除虚妄，考证虚实，探求“真”，让理性复归。《对作篇》中又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不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乎，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显然，疾虚妄是针对当时谶纬迷信和神学思想的泛滥而发的，这也是王充作为一名思想叛逆者价值的体现。综观整部《论衡》，王充斥为虚妄的内容有：其一，谶纬迷信和神学思想。其二，华伪之文。《对作篇》说：“虚实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滋矣。”具体说来有神话、短书（汉代小说）、夸张之文、奇怪之语等。其三，无用之文。在他看来，凡是对实际功利无用的文章都属此类，如汉赋、绘画等。《定贤篇》：“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别通篇》：“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画，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如此说来，现代意义上的许多文艺类别俱是虚妄之内容。那么王充所标榜的“真实”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一，历史事实，且是符合他心意标准的客观事实，即使司马迁的《史记》他也要有所取舍。第二，感官经验下的事实。凡是生活中感觉不到的东西，他一概排斥。第三，主观上真诚的存在。《超奇篇》指出：“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是露也。”这一点最能与文艺创作有关联，但这个“文”是有所限定的，即有用之文，单纯的抒情作品是不在此列的。他下文说：“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表明这样的文章非一般儒生所能作出。“虚妄”和“真实”两相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充提倡的真美之作是合乎事实、不虚构、符合历史验证的文章。
王充主张的真美，其中“真”，乃是指一种客观存在（所以又称“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他坚决反对当时那种不以事实为根据而随意夸大、任意编造的风气。《论衡·艺增篇》说：“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他认为这是“失本离实”。在王充看来，美的东西必然是真的。因此，他把美的事物称为“真美”。他痛恨两汉的宗教神学和汉赋用“虚妄之言”掩盖、损害“真美”，高举“倡真贵朴”和“疾虚妄”的旗帜，抨击“不诚实”的“伪书俗文”，反对“虚妄”，提倡“贵是”；反对“饰情”，概言之便是提倡一个“真”字。他声明《论衡》就是针对“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而作（《对作篇》），目的在于“没华伪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返）亦戏（伏羲）之俗”（《自纪篇》）。可见“倡真贵朴”是他的战斗纲领，“真美”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今存《论衡》中有八九篇论及音乐，其中两点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意义颇深。
（一）是对《韩非子·十过》所载对有关新声传说作了四点批驳。第一，以屈原死后不能报扬雄、孔子死后不能再教授为例，证明师延死后手指腐烂不能鼓琴，新声并非师延所鼓，也就证明了把郑卫新声说成殷纣旧乐的荒诞无稽。第二，认为三尺之木（指琴）、数弦之声感动天地，如同“一哭崩城”（《感虚篇》：“传书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一叹下霜”（《感虚篇》：“传书言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一样过于神奇，不可置信。第三，以师旷初学《清角》时风雨未至、晋国未旱证明奏《清角》不可能使风雨暴至，晋国大旱。第四，以统治者不可能凭弹奏乐曲而使和气自至、太平自立，证明音乐不能调阴阳，也不能乱阴阳。在“天人感应”论与谶纬神学泛滥的汉代，《韩非子·十过》所载关于新声的传说确实是“传书之家载以为是，世俗观见信以为然”，连《史记》《汉书》等史书也不能例外。《论衡》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从崇尚“真美”的思想出发，明确指出此类传说“原省其实，殆虚言也”，并力黜其荒诞，强调“实者类乐声不能致此”，其理论勇气十分难能可贵。其意义则不限于对一则传说的驳斥，而是对汉代音乐领域中猖獗一时的谶纬神学、“天人感应”论的神秘主义音乐思潮的沉重打击，对长期存在的“淫乐亡国”论的有力批判，也对嵇康《声无哀乐论》有积极影响。
（二）是关于“悲音”“悲乐”的论述。“唐虞时，夔为大夫，性知音乐，调声悲善”（《书虚篇》）；“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感虚篇》）；“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超奇篇》）；“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淡味……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自纪篇》）。
夔为乐官，以精通音乐著称，而无善奏悲乐的记载，故其“调声悲善”就是“调声美善”。鸟兽无好悲声不好乐声之理，故“鸟兽好悲声”就是“鸟兽好美声”。乐以娱人，亦以自娱，娱人、自娱均需美声，故“文音者皆欲为悲”就是“皆欲为美”。师旷与夔同样精通音乐，从《韩非子·十过》看，他并不主张奏悲声，故其调音“曲无不悲”就是“曲无不美”。“悲”与“好”、“悲音”与“美色”并提，“悲”之义更非“不乐”而是“美”。所以，和《淮南子》一样，此处五个“悲”字都是“美”的代词，都是以“悲”为“美”。由此更可见以悲为美的思想在汉代已广泛深入人们的审美意识与潜意识。
（三）王充对“礼乐”的看法和先秦儒家是一致的，他在《本性篇》中提到：“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
这也就是说王充和儒家思想一样，都认为“礼乐”可以教化人，也就是同意艺术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