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美的青铜乐器

在考古发现中，浙江地区有许多先秦时期的乐器。诸如：金、石、皮、木、丝、竹、瓷等，充分反映了浙江器乐艺术的繁盛。吴、越两国的乐器在礼乐器中占很大比例，为别国所罕见。据统计，吴国发现具铭礼乐器共四十九件，其中钟三十二件、钩 两件，钟和钩 都是乐器，两者合计约三十四件，约占礼乐器总数的69％。越国发现具铭礼乐器共二十一件，其中钟十八件、钩 三件，约占礼乐器总数的95％。除编钟与钩 之外，还有 于、铙、钲、鼓、琴、编磬等。

现将先秦时期越族的乐器简介如下：

（一）

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青铜乐器，源于春秋时期，指挥争战进退。“圆如碓头，上大下小，乐作鸣之，与鼓相应”。迄今发现属于先秦时期的 ，已有数十件之多。出土地点基本集中于东南与南方，而且有从北向南移动的趋势。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依次出土。

由出土地点可看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的 ，分别为东夷文化与百越文化所有，并是其富有特征性的典型器物。

多用于奏军乐，一般为青铜制作。形如圆筒，上：圆下虚，顶有纽，槌击而鸣。1986年第8期《文物》载有浙江海盐长川坝出土之原始瓷质的 两件，一大一小，年代为战国前期。

（二）铙

一种青铜打击乐器，甬钟的前身。有柄，以木槌敲击发声。南方青铜铙是越族特有的乐器。这种乐器到春秋时也衰亡，与其衔接的是钩 ，所以说钩 源于南方大铙。

1963年7月，余杭县石濑发现了一件商周时期的铜铙，铜铙的钲部以细线勾成的兽面纹为主纹，以联珠纹作为底纹，甬部无旋，并与内腔不通，通高29厘米。1976年在金华地区征集到的一件铜铙，也是用细线勾成兽面纹，联珠纹衬底，由中线分成两半，甬部无旋，但与内腔相通，通高28.5厘米。从造型和纹饰来看，这两件铜铙都可以定在商代。1969年在长兴城关中学征集到的一件铜铙，其实应当与1959年10月在长兴上草楼发现的铜铙同出一处，前者残高28.5厘米，后者通高51.4厘米。这两件铜铙除了大小有别外，造型、纹饰如出一范：通体饰勾连云雷纹，钲部共有圆枚三十六个，枚饰圆涡纹，旋部饰C形纹，甬中孔与内腔通，实为一组。1986年2月在磐安县深泽出土的一件铜铙，残高27厘米，造型和纹饰与长兴出土的两件铜铙相似。这三件铜铙的特征明显晚于前述两件商代铜铙，特别是三十六个圆枚的出现，已具币钟的雏形。至于纹饰风格，与长兴铜铙相同，但从形制看，其时代不会早于商代。因此，这三件铜铙应当是西周前期浙江本地生产的青铜乐器。

2003年，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挖掘，发现随葬品中有青铜乐器铙一件，体形大而厚重。铙体呈合瓦形，平舞、弧于。镜体两面以征分隔为左右两区，每区内饰有乳丁三排，每排三个。征部、鼓部、乳丁间、篆间满饰大型云雷纹。通高47厘米、铣间长35厘米、于间宽21厘米，重23.5公斤。体型硕大的青铜铙是南方地区常见的青铜乐器，南方青铜铙按照纹饰特点的不同可分为云纹铙、兽面纹铙和乳丁纹铙三种类型，其中乳丁纹铙是铜铙中的最晚形态，西周中期以后开始出现的甬钟，即是源于乳丁纹铙。该墓出土的青铜大铙，在云雷纹上设有乳丁，属于铜铙的最晚形态，其形制与1959年长兴上草楼出土者完全相同，由此推测，该墓主人可能是当地的一位军事首领。温州地区在商周时期是越族的分布范围，土墩墓更是典型的越族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也具有强烈的越文化色彩，因此，这座土墩墓应该是一座越族的贵族墓。本次瓯海土墩墓出土的铜铙，表明南方的铜铙也有作为随葬品随葬的，这为研究南方铜铙的用途提供了新思路。

（三）鼓

有铜鼓和木扁鼓。越族民间用以娱乐和战事，所谓“击鼓鸣金”。绍兴地区至今还称“铜鼓”而不称大鼓、皮鼓。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有一件悬鼓，已朽烂，仅存青铜悬鼓环和一片红色漆皮，由于挤压变形，鼓已无法复原。1979年，江西贵溪古越族崖墓出土一件木扁鼓的残部，扁鼓直径26.8厘米、高6.5厘米，鼓框呈圆弧状。髹黑漆，上下边各有两排竹钉，用于绷紧鼓皮。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的铜屋模型，屋内置一鼓架，上悬一鼓。

（四）琴

《越绝书》卷十三《越绝外传枕中》载有“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的说法，但没有确指弹于何处。孔子拜访勾践，“从弟子奉先生雅琴礼乐奏于越”，提到“雅琴”这种乐器。《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有“宫女悦乐，琴瑟和也”的记载。同书卷十《勾践伐吴外传》记载，越伐吴成功后，“置酒文台”，命乐师作《伐吴曲》，乐师发了一通议论，然后说“臣请引琴而鼓之”。同书卷四《阖闾内传》又有“乐师扈子非荆王信谗佞……乃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的记载。可见，琴在当时的吴、越、楚三地都已广泛使用。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考察，1979年，江西贵溪崖墓出土木琴两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琴身长166厘米、宽17.5厘米，琴弦多达十三根。专家认为此琴不是瑟、筑，而是“十三弦筝”，具有较多的古越族乐器特征。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这些考古资料是研究古代弦乐器的珍贵实物资料。琴四弦（绍兴坡塘306号墓铜质房屋模型中的一人即手操四弦琴）、五弦、七弦，乃至十几弦，正说明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同样可以从乐器的演变中得到证明。

（五）钩

一种青铜乐器，用于军乐和宴饮，源于商代。形似钲，有柄可执，口向上，以槌击出声，流行于吴、越地区。通常有铭文，属吴国称“鉤鑃”，属越国称“句 ”。清乾隆戊申（1788），出土于常熟翼京门外的一枚姑冯钩 ，其铭文云：“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冯句锂同之子择其吉金，自作商钩 ，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姑冯同即《越绝书》所载勾践时代的越国大夫冯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逢同，《左传》与《国语》的舌庸。因此，这一枚钩 为越国大夫冯同的儿子所作，目的是“乐宾客及我父兄”。

据道光七年（1827）《武康县志》记载，道光初年，浙江武康山中出土了钩 十三件。其中两件有铭文，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8年，江苏武进淹城发掘到成组钩 七件。

1977年，绍兴城关狗头山出土具铭钩 两件，即配儿钩 。“配儿”就是吴太子波。出土时已破碎，幸得复原。扁方条柄，根部有宽带。柄根饰蟠虺纹，钲部靠舞面边缘饰三叠勾连云纹和焦叶纹。前后两栾有铭文，方向是以口上舞下为顺。体修长，器表经错磨光亮，呈暗灰绿色，为双范合铸而成。执柄已残，“干”横断面呈扁方形。平舞，侈铣弧于。近舞部饰蝉纹和云雷纹。钲间两侧分别刻有两行铭文。存文二十二个字，可与同出的另一件配读（共两件，另一件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据考证，器主为“配儿”，是吴国乐器。现属国家一级文物。

据董楚平研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四十四件钩 （江、浙等南方各地博物馆征集得来的钩 未计在内），其所属年代从春秋初期到战国时期，正是吴、越两国兴盛时期。四十四件钩 中，有铭文的共五件。其中吴国两件（句作“鉤”），越国三件（句字不从金）。在四十四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钩 中，江苏出土二十五件，浙江出土十五件，湖北出土三件，湖南出土一件。江浙的出土地点皆为苏南、浙北。这些情况说明，钩 是东周时期吴、越两国特有的乐器。浙北地区还常出土原始瓷钩 。绍兴也于1929年和1935年有过两次出土，其中一次是在同一墓葬中出土十一件成组的原始瓷钩 。1983年4月，浙江海盐长川坝黄家山出土十二件成组的原始瓷钩 。

钩 口朝上、手执柄，以木槌敲击发声。有人对钩 作过深入、专门的研究，并作过实物测音。认为根据钩 多为大小顺序成组发现（数量不多，多至七八件，少则二三件）这一特点，再参考对江苏高淳顾陇成组钩 （共七件，现藏镇江博物馆）测音结果来看，它是一种由正鼓音、侧鼓音组成音阶旋律的打击乐器（这可能是钩 同铎、钲的最大不同之处）。据此推断，钩 当时主要用于乐舞（赵人乐舞极为发达），表演者手持钩 ，排列有序，顺序敲击，且奏且行，且歌且舞。

（六）甬钟

一种青铜乐器。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的甬钟……干作钮索形，枚端较尖，舞饰“S”形云纹。它的形制当是仿自中原地区。它的年代约为西周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