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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地区什么时候产生了诗歌？蒋士铨认为：“越自无余立邑，至鲁昭公五年入春秋，其疆域遥分，界居南服，三百篇中无吴越之诗，想其时文物未盛耳。”《越风》的编纂者商盘（会稽人）视野比较开阔，在该书的自序中写到：“春秋时十五国有风，而越无风，然《采葛》一歌已传村女。”认为“里巷歌谣”“桑间濮上”之民歌、民谣、谚语等均应归入应采之列，这是比较有见地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则认为：吴越地区的歌谣起于何时，已无法弄清楚，但也不会比《诗经》更迟。可是诗三百篇的编者只收集了中原和江、汉的国风，江以南的吴、越、楚都没有在“风”“雅”中占得一席之地，所以没有像《诗经》中《国风》那样将较多的民间歌曲保留下来，以致后来在汉魏南北朝之间出现的相和歌、相和大曲、吴歌、西曲等形式，似乎变成了无源之水。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原视越族为南蛮部族，或许认为越人那蛮夷驮舌之音，还不足以登中原文化的大雅之堂的缘故。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吴人没有歌，不会唱。实际上，今江、浙、两湖的古代民间歌舞也是相当丰富的……与北方的同类作品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左思《吴都赋》中有“吴愉越吟”之句。唐人李善注曰：“愉，吴歌也。”因此，“吴歙（愉）”“吴吟”“越吟”“越歌”“越声”都是指先秦时吴越人吟唱的歌曲，也就是先秦时期浙江地区人们吟唱的歌曲，在《越绝书》《吴越春秋》《说苑》等文献中保存着不少吴越的诗歌谣谚，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景象。当然，对吴越的这些诗歌谣谚，目前仍有不同的看法。由于这些诗歌谣谚大多为五言、七言，因此，有人认为，这些诗歌谣谚大多为汉代人伪作。但我们在这里仍将其作为吴越的诗歌谣谚加以介绍。
现保存在我国文献资料中时代最久远，并最可信的诗歌谣谚，可能就是于越先民所创作的《弹歌》。《弹歌》见于《吴越春秋》，据说是黄帝时代的作品。《弹歌》的全文如下：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即古“肉”字）
这首诗歌总共只有八个字，属原始猎歌的一种。其大意是：切断竹子，再用绳索连接竹子做成弹弓。装上泥丸和箭头，猎取飞跑着的鸟兽或游鱼。“断、续、飞、逐”是四个迅速而有连贯性的动作，它们构成了一组完整而紧张生动、形象鲜明的狩猎画面。在形式上，它属二言句式，两个字构成一节拍，每一节拍又都是一个动宾结构，使人感到节奏紧凑，明快上口，富有韵味。
《弹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于越先民在那洪荒的年代生息劳动，向大自然搏取生存物资的情景，与《吴越春秋》记载的越族先民“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迁徙农业和狩猎业并重的经济活动相一致，表现了于越人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所谓“饥者歌食，劳者歌事”。根据赵晔《吴越春秋》的记载，《采葛》一歌应产生于勾践在位第七年（前490年），勾践入吴国为奴返国以后，为了取悦吴王，“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作为朝献给吴王的“贡货”，以满足吴王“好服之离（丽）体”，其目的是为了掩吴王耳目，使其放松警惕，是越灭吴的计策之一。全诗充满着君民同心、为君分忧、精诚团结的精神，富于鼓动性。全诗如下：
葛不连蔓荣台台（台音贻），
我君心苦合更之。
尝胆不苦甘如饴，
令我采葛以作丝。
饥不遑食四体疲，
女工织兮不敢迟。
弱于罗兮轻霏霏，
号缔素兮拎献之。
越王悦兮忘罪除，
吴王欢兮飞尺书。
增封益地赐羽奇，
机杖茵褥诸侯仪。
群臣拜舞天颜舒，
我王何忧能不移！
该诗已不属纯粹的“桑间濮上”之歌，显然已经过文人的润饰和加工，但精诚之心洋溢于字里行间，细加吟诵，音韵低回，蕴含苦涩之情，所以，它又被称为《苦歌》《若何之歌》。其中，“饥不遑食四体疲”原缺，《吴越春秋》的译注者补自《文选》注。此诗商盘在《越风》中称之为《采葛》，“采葛之妇，伤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诗”。从表面上看，《吴越春秋》点出了《采葛》一诗产生的背景和缘由，用心体味，处处流露着采葛之妇对败国之君的同情和谅解，饱含着织女们“理解”勾践的“良苦用心”，乐意用自己的劳动为越王分忧解难。其实，诗中同样也蕴含着织女的疲惫、憔悴与心酸，“饥不遑食四体疲，女工织兮不敢迟”便是她们辛勤劳作、无可奈何的苦叹。
《采葛之妇歌》在表达哀怨上还较为含蓄、隐晦，那么《木客吟》（有名无辞）便直截了当地抒发了伐木工们的怨愤之情。据《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师无所幸。作士思归，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虽然歌词今已不见，但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首表达伐木工们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服苦役，久不能回家而产生的忧思、愤懑和怨恨心绪的歌谣。
《吴越春秋》没有记载《木客吟》的具体诗句，但《越绝书》中关于“木客”一地的解说却有三种：一是“勾践父允常冢也”，即允常的墓葬地；二是“初徙琅邪，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三是“勾践伐善材，文刻献于吴，故曰木客”。至于木客一地在何处，《越绝书》所指为“去县十五里”。据查，“木客”即今人所呼木栅，在今绍兴城东南方十五里处。
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倾吐离情别绪的诗歌，这就是《越王夫人之歌》，又称《怨歌》。越王勾践夫椒败阵后，仅剩五千残兵败将，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为保存疆土，只得俯首称臣，且要含辱负耻，远离故乡而入吴为奴。在勾践及夫人一行离开越国的时候，越国群臣送至江边。当船将要起航之际，越王夫人据舷悲戚，恸哭而歌之曰：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号翩翩。
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翩兮云间，任厥兮往返。
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谴天？
颿颿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
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诗歌的第一节通过描写鸟在天空中矫健飞翔，在水上自由啄食鱼虾的情景，抒发勾践夫人离别家乡、离别乡亲的切肤之痛。大意是“仰见飞鸟呵，黑耳鹞鸢，钻向高空呵，疾似掣电。落在洲渚呵，悠然自得，啄食白虾呵，大江之边。高举双翼呵，冲入云海，任性肆意呵，忽往忽返。我无罪过呵，辜负大地，有啥理由呵，受责苍天？马儿飞奔呵，独自西往，谁知返国呵，竟在哪年？心忧意郁呵，如同刀绞。泪水泫泫呵，悬挂双脸。”鸟是越国人最高的精神寄托，国魂之象征，是他们崇敬的图腾。如今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境地，鸟雀却总是“飞去复来”不忍离去，总是在江渚上空回旋翱翔，仿佛也在留恋故土，这怎能不叫人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呢？
《怨歌》的第二节是越王勾践夫人从鸟的来回飞翔，联系到自身“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的未来逆境，而且这种逆境之期又遥不可测，因此，勾践夫人恨不得化作飞鸟，展开矫健的翅膀，在蓝天自由地飞翔：
彼飞鸟兮鸢鸟，已回翔兮翕苏。
心在专兮素虾，何句食兮江湖？
徊复翔兮游扬，去复返兮於乎！
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
终来遇兮何幸，离我国兮去吴。
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
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
肠千结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
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
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
大意是“那高飞的鸟呵，鸢鸟，翱翔盘旋呵，又收翅敛羽。专心一意呵，啄食白虾，何方居食呵，大江大湖。来回飞翔呵，游游荡荡。去而复返呵，真叫人感叹羡慕！为伺奉国君呵，我离开故里，愿终身到老呵，在越国之都。中途的遭遇呵，有什么罪过，离开越国呵，要进入勾吴。妻穿粗布短衣呵，作了女仆，夫去帝王冠冕呵，成为男奴。岁月遥远呵，何时算了。冤恨悲痛呵，满腹愁牢。愁肠千结呵，铭记此恨，於乎哀叹呵，饮食难消。愿我之身呵，如同那鸢鸟，展开双翼呵，自由翱翔。离开我国呵，心中激荡，满腔的愤恨呵，谁人知晓？”细读这两节，其感情非常质朴、真率，呜咽悲哽，如泣如诉，倾吐了越王夫人缠绵悱恻、哀怨惆怅的情愫。
《吴越春秋》没有具体记下《伐吴战歌》的歌词乐章，从行文看，应当是颂扬军威、王道，庆贺复仇雪耻，备赞王霸之功。但要说真正的伐吴正气歌，当推下面这首军民辞别郊境时所作、发乎心扉的雄武誓言，充满着“战必胜，攻必克”的高昂士气，描绘了与父兄昆弟诀别的动人场面。《伐吴战歌》很可能就是在这首军民诀别歌的基础上，加上一些颂扬文辞谱写而成。的确，越国经过二十年周密的备战和整训，灭吴雪耻的条件终于成熟。当三军整装待发，与国中父老辞别于郊境时，众人皆作离别相去之词，歌词悲壮、勇武，充满着以一当百、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高昂激情：
跞躁摧长恧兮，擢戢驭殳（兵器），
所离不降兮，以泄我王气苏。
三军一飞降兮，所向皆阻。
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
道祐有穗兮，吴卒自屠。
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
军伍难更兮，势如貔躯。
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从歌词看，与其说是“离别相去”词，还不如说是明确伐吴雪耻的目的，相互鼓舞斗志的一首战歌。这可以从伐吴胜利，越王庆功文台，命人（乐师）作《伐吴曲》中看出。《吴越春秋》载：
“越王还于吴，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乐师曰：‘臣闻即事作操，功成作乐。君王崇德，诲化有道之国，诛无义之人，复仇还耻，威加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于图画，德可刻于金石，声可托于弦管，各可留于竹帛。臣请引琴而鼓之。’遂作章，畅辞曰：‘屯乎，今欲伐吴可未耶？大夫种、蠡曰：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人何须？……’”
《候人歌》与《涂山之歌》都与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相关联。第一首是《候人歌》。据《吕氏春秋·音初》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谓，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候人歌》虽然只是在“候人”实词后附缀了两个感叹虚词“兮猗”（且为叠韵），但语气更为婉转、绮柔。闻一多认为这“便是音乐的萌芽”。这样的叹词语调也可认为是骚体文之权舆，开楚辞之先河。
在《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中，还记载了一首《涂山之歌》：“绥绥白狐，九尾瘫瘫。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吕。”这首歌谣是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的“谶语”，其诗味、格式与《诗经》十分类似，如出一辙。而诗中的“白狐九尾”可能是以狐为图腾的东夷部落。
勾践二十四年（前473），越王精选了将士，准备西渡黄河去攻打秦国。但因路途遥远，雪霜交迫，军队苦不堪言。这时，恰逢秦国恐惧不战自降，于是，越军上下一片欢腾，遂作《河梁之诗》。全诗表述了从行军艰难的征战之苦到忽闻秦军不战而降、越军可以凯旋的喜悦心情。
渡河梁兮渡河粱，
举兵所伐攻秦王。
孟冬十月多雪霜，
隆寒道路诚难当。
阵兵未济秦师降，
诸侯怖惧皆恐惶。
声传海内威远邦，
称霸穆桓齐楚庄。
天下安宁寿考长，
悲去归兮河无梁（“河”原文为“何”）。
《河粱之诗》是《吴越春秋》为表现越王勾践图谋霸王之业这一总体精神所记载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的前四句可能是军士们在霜雪天长途行军时的真实怨愤之作，后六句虽带有粉饰和自诩，但将士们因不战而屈人之兵并称霸天下的喜悦之情还是跃然纸上。征秦还师后的第三年（勾践二十七年冬），勾践就去世了。诗首句的“渡河梁”似有渡黄河天堑之意，最后一个“河无梁”，“梁”似应作“桥梁”解，意思是：“可悲呀，我们回国的时候这黄河没有桥梁了。”
越人善于舟楫水斗，所以不少诗歌与舟楫有关。《越人歌》便是其中之一。据说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楚康王之弟鄂君子皙在河上泛舟，水手是越人，抱着船桨唱了一首越人的士歌。但唱词是越人方言，鄂君子皙听不懂，就找人将其译成楚语。歌辞隐约、含蓄地透露了越女对鄂君子皙的深沉爱恋，语意双关、比兴迭起、节奏明快，是楚、越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重要诗篇。歌词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形成于河姆渡新石器时期、发展于先秦的浙江传统音乐，因越人“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习性而练就了音乐具有自由、朴素、愉悦的不同于中原礼乐的特点。根植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民歌更是包罗万象，从下层（船夫）一直唱到统治上层（越王夫人），更是体现了越人具有的勤奋、坚忍的品格。从音乐角度上看，吴越民族的民歌不仅对楚歌有较深影响，而且也是南方民歌的先驱之一，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