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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自入关以后，在武装力量的配备方面，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其所依靠的核心武力是以之打天下的满族“八旗”武装，随后为稳固在全国的统治，羁縻和利用汉族，又组建了总数有50万人的汉族“绿营”部队。坐稳江山后，经过长期的养尊处优，“八旗”子弟日渐腐化，“绿营”官兵也失去战斗力。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八旗”与“绿营”在镇压太平军作战中一败涂地。为挽救危局，清廷不得不打破禁忌，允许汉族大臣曾国藩、李鸿章等编练湘军、淮军等新军同太平军作战，最终保住了清廷的统治。但这些以冷兵器为主的旧式军队在后来抵抗西方列强近代化武装入侵的过程中，虽官兵用命，仍不免螳臂当车，不能不以割地赔款而告终。
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场大战中，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费时数十年消耗了几千万两白银精心引进编练的海军和陆军一败涂地，输给了他们一向看不起的“蕞尔东夷”。
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是袁世凯致力于陆军军制学研究和练兵的一个重要动因。在这场战争中，沿用传统湘、淮军制的中国和引进西方现代兵制的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使得袁世凯开始对清军的改造进行了深刻思考。战后，袁世凯住在北京嵩云草堂，摒绝杂务，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各类西方军事著作。这些军事著作主要以引进德国和日本当时最先进的陆军操典、制度、法令为内容，对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原则作了相当广泛的介绍。虽然这些军事著作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但在当时却无疑是把西方兵学、军制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作。因此，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至“人皆为未见，目为奇书”。加之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
，袁世凯一时间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才”。所以，当甲午战后，朝廷下令采用西制改革军队时，社会上层立即就有人提出：“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专责，必能胜任也。”
于是，在当时督办政务处大臣们的一致举荐下，1895年11月，朝廷正式敕派袁世凯就任练兵大臣，接练原由胡橘棻督练的淮系定武军一营5000人，朝廷则“一切饷章，照拟支发”
。一个月之后，袁世凯对于原定武军的扩建和整顿工作正式开始，一些将领被派赴各地招兵买马，而另一部分原定武军的弱兵疲卒则被大刀阔斧地裁撤和淘汰。很快，一支7300人的队伍便被组建了起来。该军从定武军的营址马厂迁到了天津小站，并正式更名为“新建陆军”，也称“北洋新军”。是为“小站练兵”之开始，也是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形成的开始。
北洋新军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发点。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拥有了这样一支极具实力的武装力量。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武装，也是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军事支柱。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和北洋政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次第诞生的。
对于这一支颇受期待的新式模范军队，清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特别的优待，委托军事顾问汉纳根从德国购入了大批新式武器，为编练新军提供了优良的装备。
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支7300人的队伍配置了奥制8.5毫米的步枪6400杆，曼利厦马枪700杆，六响左轮手枪1000支，57毫米格鲁森快炮40门，步兵挂刀及马兵挂刀各500把，步骑各军一律装备整齐。新军炮兵均配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沁机关枪和1磅到6磅一组的6门大炮。各营军官除挂刀外，还配有左轮六响手枪。其他样式装备，包括武器、工具、军服、皮靴、帆布帐篷、雨衣、毛毯、望远镜、军鼓、电话机、药品诸军需，一律配置齐全。当时曾经参观过新建陆军的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思福称：“按西方的标准来看，袁世凯的部队是整个帝国中唯一装备完善的军队。”
事实上，这样精良的装备，不但当时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淮、湘各军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和同时的西方一流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
严格的招募制度确保了新军士兵的整齐和精壮。旧式军队因游勇散卒、老弱病残充斥而造成的散漫和种种恶习在新军中得到了有效的改变。
在新军组建之初，袁即“派委员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其挑选标准是：年限20岁到25岁之间，力限平托100斛以外，步限每小时20里以外。当时新兵入伍条例规定：曾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无力者不收……
当然，这些按照严格标准征募来的士兵享有颇为优厚的饷项：营长（统带）月可支白银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班长（头目）月支银5两5钱——以当时的米价每担米值银1两5钱计，仅正兵的月薪每月就可以买米3担。这样高的薪饷自然使新建陆军成了一个使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新军着重招徕有文化的士兵，给予特别的优待。文化人入伍能够享受到更为优厚的政策。他们不但平时在饷项上受到更优惠的待遇，而且和新军的其他士兵相比，他们有更多的提拔和升迁机会，这显然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装备条件和新的军事训练的需要。在新军的编练和新式将官培训相结合的思想推动下，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逐步建立了一个以“随营学堂”为核心的军事教育体系。在新军开设的“随营武备学堂”里，设有德文、炮、步、骑四班，所招学生均由兵弁中择优而来。这些普通的士兵入校后，经过两年的训练即取得了充任士官和军官的资格，“如营内副将以下遇有调补，必须就新设的实缺人员及武备学堂出身者考验选拔”，同时规定：这些由学堂出身的下层将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任职后，还可以通过考试而晋级。德文班的学生在数年之后，还可以出国深造。很显然，在这种新的军事制度下，拥有一定文化的士兵就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了。
北洋新军就是靠着这种优厚的待遇和充满希望的前程吸引了大批青年人，尤其是一些长期阻滞于科举八股的读书人，他们终于又找到了一条可以出人头地的新的出路，开始投笔报效于新军。
从另一方面看，大量文化人的投军也使得新军将弁的文化层次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他们对于新式装备的掌握和对于近代化训练、作战与指挥的适应性，这也是新军和清政府传统的“八旗”、“绿营”兵制以及湘、淮军营制相比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
对于将弁以及士兵文化层次的重视，为这支军队能够在日后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军事人才基础。新军的规模和实力也在新的军事制度下得到了迅速的膨胀。在袁世凯任职一年后的一份报告里，他向皇帝报称，新建陆军已经组建了一个整镇（师），下辖左右两翼（旅），其中包括八个步兵营（每营8000人）、两个炮兵营（各2000人）、两个骑兵营和一个工兵营（各1000人）。新军总数已经比袁接练时整整扩大了一倍。
北洋新建陆军的建立标志着影响中国政局几十年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开始萌芽，后来人们所说的北洋集团正是以这个小站班底为核心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
从当时的将弁构成来看，这个小站班底基本上是由北洋武备派、“家兵家将”派、淮系旧将派、北洋依附派等几个部分逐步聚合起来的。
北洋武备派是指李鸿章武备学堂中毕业的学员。当时武备学堂聘德国军官教练，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及炮台、营垒、操习马队、步队、攻防、守卫等各门军事教程。随着1895年甲午战后李鸿章政治地位的陡升，这些出身于武备学堂的学生纷纷转投新建陆军，充任帮办、统领、营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及教习诸职，并迅速得到重用，成为新军的骨干力量。这一类将领中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怀芝、段芝贵、杨善德、王占元、田文烈等，计有130余人。其中以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在武备学堂时尤为出名，后人所称北洋龙、虎、豹三杰，指的就是他们三人。武备派是北洋集团中最大的势力，也是这个集团中后来对于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北洋政府中的大总统、副总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多人都是出身于这个系列。而该派更多的人则在北洋政府时代充当过巡阅使、护军使，以及各省的督军、省长等地方实力派。
“家兵家将”派指的是因与袁世凯的个人私谊而加入小站并成为袁的得力助手的一批人。其中，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多年老友、同乡；刘永庆、吴凤岭是袁的亲戚家人；雷震春、江朝宗、唐天喜等人则多是袁世凯在朝鲜统兵时的部属。仅就数量而言，“家兵家将”派在北洋新军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他们都与袁世凯有着相当特殊的关系。当后来的个人效忠体系在北洋集团中逐步得以确立，以及整个北洋集团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私属倾向时，这个势力显然便成了对袁世凯影响最大的力量。而且，直到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政府时期，他们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影响政局的力量。这些人物有唐绍仪、周学熙、赵秉钧、梁士诒、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杨士琦等，袁世凯通过由这些核心人物结成的派系网络，将北洋派人物和北洋新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淮系旧将派指的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接收的淮军将领胡橘棻的定武军十营，它是北洋新军的基础。这一派系的将领有龚友元、孟恩远、姜桂题、倪嗣冲、张勋、阮忠枢、王怀庆等。新军中这一势力的存在，对于袁世凯及其统辖下的北洋集团和北洋政府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成为北洋集团密切地与李鸿章及其淮系残余势力保持特殊联系的纽带。当甲午战后不久，李鸿章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新崛起的时候，这种联系对于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北洋集团形成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及其势力都被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后继力量、接班人，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扶持。1902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在北京病逝，靠着李鸿章的推荐，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获得此职位的第三个位极人臣的汉族大员。
北洋依附派指的是非小站出身而以北洋袍泽自居的势力，这也是北洋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东北的张作霖和来自西北的冯玉祥便是这一势力的代表。尽管他们处处也以北洋正统和袍泽自居，但事实上，在这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体系中，他们仅仅处于最外围，他们对于北洋的依附显然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因此，一旦整个北洋集团失去了主心骨，他们便会最早地成为这个集团的离心力量，他们最善于倒戈。这一依附派的加盟，曾经使北洋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但后来，他们也是促使这个集团分化和瓦解的重要因素。当整个北洋集团趋于没落时，他们成了对于北洋政府影响最大的势力。在1920年到1924年间，随着直系、皖系在南北、内外大混战中相继失败，冯玉祥和张作霖就一度成为操纵和控制北洋政府的两支最具实力的势力，直到1928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将奉张势力驱出北京。
新建陆军只是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形成的萌芽。但是，小站班底的构成体系已基本奠定了这个集团的结构基础。在这个体系中，袁世凯始终处于绝对权力核心的地位。
自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便精心地培植了这个北洋集团，并大力提倡忠于北洋团体及其个人。但是，这种建立在多层次基础上的个人效忠体系从一开始便潜藏着分裂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