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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当局因感受到俄国在北部边疆的野心，遂加强对外蒙古的联系，以巩固在蒙势力。但因推动各项新政增加蒙民负担，鼓励汉人移民侵及蒙人利益，引起蒙民疑忌，俄人从中谮诱，蒙古王公已有独立之图谋。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签订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给予俄人种种特权。
袁世凯政府强调五族共和，劝蒙古取消独立，并派陆徵祥与俄使谈判，1913年11月签署协定声明文件，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中国不设官不驻军不移民，承认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其后中俄蒙三方长期谈判，于1915年6月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定》，外蒙承认中俄声明文件，撤销独立，改为自治，用中华民国年历，中华民国政府派大员率卫队驻扎库伦，册封活佛。
清末英印势力不断进入西藏，经清政府斡旋，英印都承认中国在西藏之宗主权。清政府为加强对藏控制，在川边推动新政，实行“改土归流”，遭到藏人反抗，川军入藏镇压。1910年达赖喇嘛出亡印度大吉岭。辛亥革命后，达赖重返拉萨，驱逐川军，宣布独立，并谋规复川边。英印乘机鼓动，阻止袁世凯派军入藏，中英就此展开了长期交涉。
1913年10月，中英藏在印度西姆拉开议，至1914年4月达成初步协议：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西藏有自治权，中国不派官不驻军不移民，简任大员率卫队驻拉萨，英国派商务委员率卫队驻江孜。中国代表草签之后，送交北京政府审议。北京对此约之基本原则可接受，但不满于英国划定之内藏、外藏界线，坚持中国认定之中藏交界，声明否认草签效力。其后英使一再要求续议，北洋政府始终拒绝，藏案无形搁置，因此，中国一直未承认英印外交当局擅自划定的藏印边界线。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欲以支持清政府君主立宪换取各种利益，并企图支持逊清王公从事满蒙独立，但受各国牵制，未能实行。
除了应付各种外交难题之外，北洋外交出现一些新的方向。民国肇造之后，即由国务会议议决：“嗣后对于满清遗留之各不平等条约不得续延，亦不得再订相似之约。”确立平等互惠的订约方针，并努力推动实行。民初古巴欲与中国订约通商，但要求享有与各国同等权益，北洋外交部在谈判时，坚持事事平等，不愿再给予领事裁判及协定关税等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
整体言之，民国初年外交局势错综险恶，所幸革命派、君主立宪派及北洋各派都体认到内战延长会引起外国干预，损及国家利益，遂有各方妥协，劝诱清帝逊位，将政权完整移交中华民国，革命党放弃驱逐鞑虏主张，接受五族共和。对外则维护外人权益，避免列强有干涉借口，加以日本当时尚不能在东亚为所欲为，必须与英国为首之列强协调行动，英国主导之不干涉得以贯彻，民国顺利肇建。
袁世凯在内外交迫中，争取列强支持，欲取得善后大借款平定内乱，巩固国基。北洋外交官则坚持国家主权，艰辛谈判，虽然在善后大借款条件、外人主持盐务稽核所并控制关税保管权上有些损失，但也争取到外蒙古及西藏撤销独立，俄英承认中华民国在蒙藏名义上之主权，维护领土完整，并在平等订约上初见成效，成果堪称难能可贵。
[1]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 1911-1915 : A Study of British Far East Policy ，London，1969，Ch-Ⅳ，及王纲领《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台北，东吴大学等，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