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在袁世凯由君主立宪转向共和的过程中，革命党人的承诺虽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袁世凯和他的谋士们深知，民主共和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如果持君主立宪立场顽固抵制，不但不能取得预想的效果，恐怕连清王室的最后利益也将丧失殆尽。唐绍仪曾分析说：“查民军宗旨以改造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我不认共和，即不允再行开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此次和议一辍，战端再起，度支之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裂必乘，宗社之存亡莫卜。”

清政府当时面临这种两难困境，要么宣布共和，要么被革命党人推翻。作为内阁大臣的袁世凯“忧心如焚”，为避免战败下台的情况发生，他建议清廷从速召集宗室王公会议，以定大计。此时的袁世凯已深知抵抗无益，只有赞成共和才是唯一的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袁世凯的这个建议已表明他不可能做清王朝的殉葬品，他被迫接受的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于是，在清帝退位之后，袁世凯在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在民主共和已成为当时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曾为主张君主立宪大肆鼓噪的那批人也几乎同声地赞同起共和来。如杨度等人在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时说：“革命事起，东南十余行省已在共和旗帜之下。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一，先求北方实行共和。……夫使君主立宪尚可救今日之危亡，则度等素持此义，岂至今日而反昧然？特以时势所迫，断不能以党见之私，召瓜分之祸。且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彼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在人民希望君主立宪之时，则主张君主专制；于人民希望民主共和之时，又主张君主立宪。既不能于未革命之先实行宪政，预消革命之萌芽，乃于既革命之后，又复反对共和，忍以皇室为孤注，拥护二百年一姓之私产，甘弃数千年文明之古国，何其本末倒置若此其甚乎？”

南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在促使清帝退位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其思想转变是充分肯定的。1912年5月，有记者采访孙中山问道：“先生让总统之位与袁世凯，是由于个人之意乎？抑以为如此更换更有益于国家乎？”孙中山明确回答：“两者皆是。因袁君鼓动共和久矣。”

当然，袁世凯此时绝非已转变成了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对共和主义的理解与对共和原则的把握都限于表面，心里绝非认同，与孙中山以及南方革命党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具有一些共和主义的新思想，但他来自旧的封建营垒，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共和主义者。

诚如孙中山所分析的，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所需要的，既非全新之人，也非全旧之士，而正是如袁世凯这样新旧杂伴的实力人物，“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不知者致疑袁总统有帝制自为之意，此种思想，且非一省有然。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其行政多用半新旧之方针。新派以其用旧手段，反对者愈众，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gVVf9/iRrgYGPLa/lr8hlzp194sphz/c/kxMxvSHggKjsGNmbTvejDJuhlu2Dj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