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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的政治主张是赞同君主立宪的。他的积极态度以及所管辖下的直隶地区自新政以来的建设成就，使他在政治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并被赋予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希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东山再起，从革命党人手中获取政权，建立北洋政府，固然和这个集团的实力以及袁世凯的个人政治手段不无关系，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和袁世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有着因果的关系。
1908年袁世凯被黜后其政治信念并未有丝毫动摇。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邀其重新“出山”。他所提出的六项“出山”条件中，前两条便是“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显然，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目标仍然是保留清廷，并联合各方派系势力，迫使清廷接受君主立宪。他声称：“余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主张）。”
此时，清政府在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压迫之下，被迫同意以责任内阁制取代皇族内阁。袁世凯就任第一任责任内阁总理，他利用革命势力压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但是，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势力的迅猛发展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他欲“政治”解决南北问题的方案很快遭受了挫折，南方革命党人对其君主立宪主张表现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但与此同时，袁世凯却得到了他们的另一种承诺：若袁世凯能赞成共和，则未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断属项城无疑”。武昌起义后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在汉口召开会议，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虚总统之席以待袁反正归来”的决议案
，就是这种妥协最好的说明。
当1912年1月1日自海外匆匆归来的孙中山接受17省代表的推举，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坚持君主立宪，继续做清政府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理，同革命党敌对到底？还是放弃君主立宪，接受民主共和并迫使清帝退位？选择前者或将冒着成为清王朝殉葬品的危险；而选择后者，尽管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可成为未来民国开国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对于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来说，后者显然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已经逐渐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一点，他看清了。
于是，他一改初衷，一面公开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向清廷提出了请其退位的奏折
；一面请北洋军人一起帮忙，通电拥护共和，压迫清帝退位。
袁世凯对于君主立宪信念的转变，使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末民初的政局中，袁世凯虽然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个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专制制度下度过的旧官僚来说，其思想的主要部分是封建集权主义的观念。因此，从一个激进的君主立宪制拥护者迅速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的拥护者，绝不意味着他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了解和对于近代国家观念的认可。考察清末民初袁世凯政治态度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政治倾向上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基本上是出于权力需要的驱动。于是，我们便可以理解，后来当他意识到他付出了改变政治信念的代价但并未换得预期的权力时，蛰伏在其思想深处的对于君主政治的尊奉便自然而然地死灰复燃了，他最终决定通过复辟帝制来“收回已经作出的让步”。是为后话。
1908年12月，新皇帝溥仪登基，其父醇亲王载沣就任监国摄政王，并且按照慈禧的遗嘱“裁度施行”所有军政国事。载沣是袁世凯多年的政坛宿敌，他自然要为其弟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被袁世凯出卖而报仇。至此，在与皇族的政争中，袁世凯显然前景堪忧。
其实，载沣当时所针对的是整个北洋集团，并非袁世凯一人。他的直接目标就是要解除自新政以来因北洋势力逐步扩张给清廷及整个皇族集团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威胁。但顾忌北洋力量的载沣最终没有能如愿以偿地杀死袁世凯，因手段欠辣和袁世凯以退为进的主动请辞，载沣最终决定以区区“足疾”为借口，将袁氏革去全部职务逐出朝廷。随后，载沣在各地，特别是在北洋新军中开始了全面清除袁世凯党羽的活动，企图以皇族势力来取代各地的北洋势力。
1909年上半年，载沣一方面新编了两协共1.2万人的皇家禁卫军，以皇族少壮派代表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咨府大臣，掌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掌管海军，载沣自为最高统帅，坐镇中央掌握军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开展了对各地北洋势力的清洗。先是将邮传部尚书、北洋人物陈璧开革并永不叙用，又迫使学政大臣、袁世凯的好友严修“乞休”，接着，将袁世凯安插入东北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邮传部，由皇族锡良继任其职，此外清廷还以“勒追赃款”的名义将原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革职；1909年3月，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致休”，皇族亲贵从北洋系手中接替了警权，6月，载沣借直隶总督杨士骧病逝的机会，以皇族端方接替了他的重要职位；1911年1月，北洋“三驾马车”之一的唐绍仪被迫退休，2月，铁路局局长梁士诒被撤；随后便是江北提督、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一时北洋势力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北洋集团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军事集团，经袁世凯的多年经营，已经形成了效忠他个人及其团体的力量，其所统帅的军队是一股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的力量，而且随时可能被逼反。因此，这也决定了载沣在摄政后的这段时间里，对于整个北洋集团势力的剪除行动投鼠忌器，所收到的成效极为有限。
事实上，载沣皇族集团在清洗北洋势力方面的努力很快就被这个集团的实力所遏止了。北洋军自统制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唯袁命是从。既然满族亲贵们无法彻底更换这一庞大集团的下层，那么其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无实在意义了。当时隐居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袁世凯，一面大放烟幕，在报刊上登出他“洹上垂钓”的照片，声明从此不再过问政事，麻痹对手；一面仍然和北洋上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日办公，下达指令，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到洹上看望袁世凯。
在这一阶段，北洋系内部效忠袁世凯的体系非但未被削弱，相反在新的形势下却被进一步加强了。显然，在袁被黜之后，以载沣为代表的皇族集团大刀阔斧的清洗，使得每一个和北洋集团相关的将领都不能不在内心产生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深深忧虑和危机感。因此，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北洋集团和袁世凯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北洋集团空前团结。这一点，是不太聪明的皇族势力最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于是，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以“在野”身份自居、远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数万精兵和全国的政局。当时的洹上村，俨然成了北洋集团新的活动中心。这里专门设有电报房，以便随时可以接收来自全国或世界各地的电报，每天上午袁世凯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公务”；北洋各路将领也随时请示袁世凯，获得指示。
北洋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强化，是在其与皇族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种趋势的加强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这个集团对于清政府的离心倾向，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个集团对清政府的反戈。同时，也为后来建立北洋政府奠定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