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关于辛亥革命和民初历史的研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在变化的同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种变化和进展主要体现在：研究立场从革命转向学术，摆脱革命史观和新旧“正统主义”，无论是观点还是叙述方式，都更趋于学术化和客观性。研究视野从政治转向社会多元，不再就革命论革命，而是将革命本身与革命环境、革命形势结合起来考察，将革命党人的活动与其他各种政治势力的作为结合起来考察，将政治与思潮、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研究对象从重大问题推广至丰富的各类课题，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具体过程给予了充分关注，对历史上一流人物以外的各种人物，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有了专门研究，对上海、武汉、广州、香港以外的非中心地区，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这些成果更为全面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和民初历史的整体面貌，更为全面地把握了这一时期历史在各个方面实际存在的各种关联，进而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循此指引，试图从若干有意义的专题入手，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宏观上达致对“从帝制到共和”这一段历史的重新认识。我们进行的思考主要有以下数端：

第一，走向共和的新的动机、观念和新的体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因素和新的社会力量发生发展的结果。共和制度在中国虽然诞生于20世纪，而追溯渊源，早在帝制时代中国所受西方影响、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尝试、清廷新政的实行，以及在这一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知识载体的出现，是从帝制到共和的基础性社会条件。本书将观察起点大大提前至西方对传统中国带来直接广泛影响的通商口岸开辟时期。

第二，中国的共和革命不是少数革命精英在少数中国城市开展的孤立行动，而是具有广泛世界性联系和海外动员的长期过程，其集中体现是以广东、香港、澳门为中心舞台，以海外中国知识精英和华侨为主角的早期革命运动的兴起。从这一区域来观察共和革命的发生，有助于把握早期革命的枢纽，反映共和革命的最初驱动过程。

第三，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不应囿于正统主义的观念来进行理解，除了兴中会、同盟会、武昌起义等重大革命史的内容外，其他革命组织、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海外革命基地的贡献，各地不同的革命类型，均不应被忽视。

第四，共和革命及其结果，与社会思潮密不可分。革命党人的革命心态、社会上的激进思潮，对于革命的特征和革命后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民间社会对于革命观念的承接和利用，也反映了政治革命与社会观念的相互推动。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参政运动的失败，典型地反映了种种观念和思想的矛盾冲突。选取其中的重要方面，可以更具体地理解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促进和局限。

第五，从帝制到共和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民国初期历史因帝制与共和之间的反复争夺而显得繁复零乱，实则蕴藏重大转折。孙中山在维护共和的过程中，逐步走向重视人民、动员人民，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重建基础。孙中山对共和革命的新的思考，为下一阶段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发展作了理论预备。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

总之，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共和制度在建立之初，帝制和共和之间还存在着各种较量，共和制度本身也殊不完善，但自此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共和制度成为国家的根本制度，民主思想至少在价值层面上得到公认。共和制度在中国，是在一个帝制传统十分牢固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从帝制走向共和本身，就不得不伴随着局限、妥协和变异。这些特征又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对于共和革命的新的认识，就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将这一时期各种观念、意识和心理的变迁，各种制度的变化和尝试，各个阶层、各个地域、各种势力、各色人等的思想和活动，以及各种历史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尽量圆满地表现出来，客观地展现这一段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本书是由具有台湾和大陆学术背景的学者合作完成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学术界共同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呼声十分强烈，条件也已经具备。以前，两岸对于近现代史的分歧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兴趣、风格和针对性都存有差异。一般而言，开展“共同研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求同存异”。我们认为，倡导两岸共同研究，决不是意味着仅仅在立场和观点上的折衷。如果只是在观点上彼此贡献相近和可以协调的部分，实际对于学术的提高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在共同的讨论和研究中，尝试在全面总结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的轨则中寻找共识。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的历史，具有从学术上共同探讨的基础，我们所希望的，是将各种问题和对象、各种联系和影响，不带偏见地展现出来，在学术的基础上，以学术为标准，达到学术上的提升。 jgjNNLxogdOYgvVi3JtiRJeMwZ/lcUTbQUmvKwaftCyw9CQ9UpdiWuReJAKEVC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