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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兴盛起来，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研究成果多、研究水平高，而且相当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91年、1999年、2001年、2011年前后，有过数次对既往研究总结和综述的高潮。
李金强也对大陆研究状况有过叙述和评论。
2001年以来，大陆虽然还保持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数量，但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与台湾学术界相似的变化是，政治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热度急降，相比社会史、经济史、现代化研究等新领域的兴起，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研究中，政治史论述所占比例下降。但是因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力量强大、基础雄厚，并有相关的纪念性活动的激励，在某些年份还能掀起一次次小的高潮，如2001年的辛亥革命90周年、20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20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年份，各地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领域，一些重要的课题仍然受到学者关注，继续取得进展。
在政治史方面，有对新政、立宪、革命关系的论述
，对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研究
，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元南北议和的研究
，对北洋军阀的形成、特点和历史评价以及军阀政治的研究
。在民国初期的政治史方面，对民初政党政治问题的研究仍受重视。
在思想史方面，对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变迁及在近代的地位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
、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西文化观
等问题，也有进一步的探讨。学位论文中，也有少量地方性的革命和立宪运动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水平有显著提升，特别是近年来对于清末新政、政治制度、知识分子、边疆和民族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革命本身的研究要多得多的成果，不少成果代表了大陆近代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制度史研究偏弱，既往研究倾向于“西方”制度移植的观点，较少深入到“政”与“制”的不同层面，深究内外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影响。关晓红对科举停废、议修京师贡院、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督抚衙门行政体制的改革、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和运作等问题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刘增合考察了晚清西式税制与国地两税划分问题、外省财政机构改制问题，分析了新制移植过程中旧式制度、积习的排异性作用，及因此形成的新制与旧规并存的局面。
张建军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参谋机构从清末军咨处、军咨府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政府成立的参谋机构，再到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北京政府设立参谋本部的设置过程。
姬丽萍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三个方面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进行探讨。
刘会军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相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所奠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一种反动和倒退，但这种反动和倒退并没有达到恢复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程度，在整体上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
张玉龙探讨了政治精英集团之间、政治精英与国民之间、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新旧杂糅是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失败的原因，指出军人“强权政治”模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以后的政治走向。
严泉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的特色。
周春生、孔祥来、魏光奇、丁海秀分别考察了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省、县、乡行政制度。
不过许多学者仍指出制度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还需要加强。
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于科举停废对乡村士人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废科举造成传统士子与儒家理想相离异，促成其投向标榜民族、民权的革命。
有学者通过考察民团，论述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
关于舆论对革命的作用、城市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对政治鼎革的影响，也出现了从社会视角开展的研究。
有学者从地方权力重构的角度，探讨了在晚清地方社会秩序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权力之间的斗争，揭示了清末民初地方权力重建过程中的复杂与冲突。
有学者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展开研究，论述了革命党人与新旧社会控制系统的关系，及其在“二次革命”中失败的原因，揭示了民初广东乡村基层机构具有独立性，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
研究领域的扩大成为超越前此阶段研究水平的主要推动力。除上述方面外，近期研究的进展还表现在对清末民初社会各方面问题的关注，如对新政时期新官制的研究
，对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研究
，对各省代表会、临时参议院与民初国会、各省议会的研究
，对各种教育团体的研究
。知识分子的变化和表现受到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论述了留日学生对新政改革的重要作用和对近代化的贡献。
在革命中的少数民族问题方面，有对革命前的满汉关系、清政府“平满汉畛域”的研究
，革命中杭州和成都旗人命运的研究
等，并有专门的成果。边疆地区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对这一时期蒙古、新疆、西藏、川边等地推行新政的情形，辛亥革命与滇西少数民族的民族观念，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等的研究。
对于妇女史，有学者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角色意识
、女子参政运动等
。
在研究领域显著扩大的基础上，一些论者对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具有新意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时，已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发展无序化是一对矛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结局。
近年来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正面意义肯定更多，如论述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或认为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有学者对立宪派提出新的评价，肯定他们对于国民政治觉醒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国民党的革命情结在民初阻碍了近代中国政治建设向议会民主转型。
有学者将民初府院之争放在北京政治常态与异态的变局中加以考察，段祺瑞用武力压倒了黎元洪，内阁由武人主导，又将北京政治导向另一重异态中。
有学者指出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在事实上遭到否定，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有学者探讨了1917年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各方展开的争论，论述了中国决定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由此而发端。
还有论文从市镇变迁的研究中对长期存在的革命只在大中城市开展的偏见有所修正。
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新论提出。如对于“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一说，有学者提出刺杀宋教仁一案是带有暴力色彩的会党实施的，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
有学者通过对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的内容和发表背景的研究，指出古德诺并未支持袁世凯称帝，反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
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引导下的新的选题，如对革命中“革命”、“共和”、“民主”等重要概念的研究，专门探讨了这些概念的传播和普及。
有论者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提出孙中山在革命后从“崇拜革命”转回清末改良的旧道。
对秋瑾革命形象历史建构进行的探讨，也显示了研究者对于史实和历史建构力图做到多层次的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研究中出现了一批注重实证性的研究，研究呈现细化的趋势，利用档案、报刊、手稿等原始资料，进行考证辨析。如在新政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两种宪法草案稿本，对其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它们对当时立宪活动的实际影响，并且引发了不同的意见。
有学者对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制定过程进行了探讨。
在论述的细化方面，许多在原有认知框架中不太引起注意但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得到了学者的研究，如清末官制改革中的官员俸禄问题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的角色、互动、矛盾关系
。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制度和事件，如清末的课吏馆、民初的巡阅史制度、一些较小但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等等，也有初步的探讨。
综上可见，辛亥革命及民初开国的研究，在两岸学者努力研究及开拓下，成果日多，课题日新月异。然而除两岸学者研究以外，尚有香港一地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亦不容忽略。香港之辛亥革命史研究，始于罗香林、王德昭、左舜生、简又文、黄福銮等学者。其中以罗、王二人影响最大，均以研究孙中山的生平及思想见称。现时香港研究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之学者，大多受二人之影响。其中又以王德昭倡论辛亥革命为“知识分子”之革命最为突出，近日国内学者亦有首肯此一“知识分子”革命论者。
就罗香林而言，开拓孙中山革命及香港关系之研究，此一课题，引起本地学者吴伦霓霞、霍启昌、黄宇和、周佳荣、李金强等之关注
，其中后者先后出版《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及《中山先生与港澳》两书，从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源于香港及辛亥革命摇篮在香港的论说，提供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