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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辛亥革命史及民初政局历史研究而言，最初的著述始于革命党人之撰述。当中较著者，有章士钊翻译宫崎滔天之《三十三年之梦》下半部而成的《孙逸仙》一书，孙中山自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革命经历的《伦敦被难记》、《革命缘起》、《中国革命史》，陈少白记述兴中会时期之革命经历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记述其时之革命人物、团体、宣传及其活动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冯氏之一手记录，使其获取革命“百科全书”的称誉。此外，尚有光复会陶成章记述光复会在浙江的革命活动的《浙案纪略》，宋教仁记述同盟会成立及华兴会之活动的《我的历史》。
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动，相关的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著述，出现了不同立场的研究观点。谢文孙搜罗1902至1972年出版的相关中文论著，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以正统学派（Orthodox）及新正统学派（Neo-Orthodox）分别标签国民党及共产党统治下之辛亥革命研究著述。前者以孙中山缔造及领导国民革命为核心之观点撰述。后者则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理论为指导，剖析近代中国革命历程，指出近代中国革命为反帝、反封建，以农民、工人为主体，而以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为同盟所发动之革命，从而促成社会变革，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革命过程是，由孙中山领导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而由中国共产党继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基于上述分析，孙中山首起倡导革命，乃革命之“先行者”，而辛亥革命则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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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辛亥革命研究，即由此而起。1949年后随着两岸政治的分离，台湾与大陆的学者分别以“正统”及“新正统”的观点对辛亥革命史进行论述。期间随着学术与文化之开放与交流，相关研究与著述的观点逐渐出现新的变化，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日益多元化，从而丰富了此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以下分述台湾及大陆相关研究的成绩。
在台湾史学界，自1950年以降，郭廷以创设近代史研究所（简称近史所），推动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以辛亥革命为首之民国史即为研究对象之一。
台湾史政机关——党史委员会及“国史馆”典藏了大量的革命及开国史料，为辛亥革命史及民国初期历史研究之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时之研究乃以革命及其开国人物为对象，包括同盟会重要领袖如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宋教仁，及开国领袖黎元洪，均为学者所关注，而孙中山的生平、事业和思想，更为学者研究的焦点。
正当正统学派史学观念仍具影响，人物研究仍为主流之际，近史所张朋园首先出版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二书，另辟蹊径。前书研究梁启超于1894年至1911年间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指陈梁氏为清季革命运动的间接助长者。后书探讨立宪派于咨议局、资政院之活动及参与辛亥革命之史实，从而肯定立宪派对清季革命的贡献。稍后同所之张玉法，先后发表《清季的立宪团体》（1972）及《清季的革命团体》（1975），为继张朋园后另一位研究辛亥革命之重要学者。前书重点讨论清季推动立宪运动的各种民间组织，并给予立宪运动高度评价。后书对清季革命运动中不同革命团体派系之分合大势进行研究，进而重建辛亥革命发展之全貌。其后张玉法以此一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提出辛亥革命性质为“全民革命”之理论，并于1982年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时发表论文，与出席会议的持辛亥革命为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的大陆著名学者章开沅进行论辩，是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张、章论战”，从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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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即在上述二张四书出版之后，不但突破了正统派的研究观点，并且带动对清季立宪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创立新猷。此后张玉法对民初政党也进行了研究，出版了《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
与此同时，近史所李国祁及张朋园主持“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1860—1916年”，利用西方现代化观念研究清末民初沿江、沿海十个省区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变迁。这项研究的成果是，先后出版了苏云峰的湖北省、李国祁的闽浙台、张玉法的山东、张朋园的湖南及王树槐的江苏五书，从而带动了辛亥革命省区的研究。该所的李国祁、吕实强、赵中孚、苏云峰、张朋园、陈三井、林明德等发表了不少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
，并引致林能士研究华北的革命活动，其日后出版了《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一书。
在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立宪运动及省区研究，成为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之两大标志，此后相关课题研究日多，包括妇女与辛亥革命研究
，英、法、俄、美、日等列强与辛亥革命之外交关系研究
，华侨与辛亥革命研究
，同盟会革命宣传研究
，南北议和与南京政府研究
等。由此可见，台湾一地之辛亥革命研究，就其课题观之，乃由以人物研究为主，转为对立宪派、革命团体之研究，继而注意省区、社会阶层及外交关系研究，研究日趋多元化。
然而随着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令”，政治日渐民主化，促成台湾本土主义之抬头。史学研究亦受影响，台湾新一代史学研究工作者，其研究兴趣日渐转向台湾本土历史之研究，而辛亥革命及民国史研究，则转趋淡薄。
就大陆而言，由于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革命史地位的肯定，并且明言为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兼且自上世纪80年代期盼结束国家分裂，完成两岸统一，故自1951年起，每逢辛亥革命10周年，起而举办纪念研讨会，先后举办了5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及10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藉以缅怀及保存先贤振兴中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记忆。
并相继出版大量文史资料及会议论文集，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此一领域的成果，从而构成辛亥革命研究史中之“纪念史学”。每十周年纪念的研究及出版活动，无疑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及研究成果，并整理出一条研究发展之理路，深值吾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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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先后出版吴玉章之《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实为马列毛理论与辛亥革命史实结合的研究成果，堪称新正统学派的代表作。又据章开沅之不完全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出版相关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余篇，自此奠基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可惜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1976），史学研究沦为政治工具，研究无由发展，幸好打倒“四人帮”，结束政治斗争。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实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犹如“火凤凰之再生”，从此开展，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及广州四地之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重新开拓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研究，召开一系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之研讨会，加强与海内外学者之交流。其中两岸以章开沅及张玉法同时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分别提出辛亥革命究属“资产阶级革命”，抑或“全民革命”，将两岸之辛亥革命研究对话活动，推向高潮。此后大陆以华中武汉为首，先后刊行《辛亥革命研究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等期刊，吸纳国外包括日本及西方之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日开，著作日多，出现了新的动向，包括：（1）出版辛亥革命通史著述，此即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三册，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2）编纂及翻译中外档案史料，如《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979），《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各省、市、地区，由政协出版相关的《文史资料》，提供大量辛亥革命区域研究的史料。（3）研究课题之持续与更新，包括孙中山研究之加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立宪派及立宪运动的研究，以及清季十年新政改革之研究。大陆之辛亥革命研究，渐由革命派，转向至立宪派，再转向晚清新政导致革命之研究。其研究动向渐与港台及海外研究步伐一致。
[1] Winston Hsieh（谢文孙），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5，pp.5-13，26-37。李金强：《新正统学派——中国建国以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发展及其变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二辑，史著，台北，1996年，第9—23页。
[2] 章、张二人之论战，可参见Lee Kam Keung（李金强）， 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 i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Hong Kong: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1987，pp.14-15，28-34；并参见彭剑《辛亥革命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内地学界60年来的探讨与我们的思考》，麦劲生、李金强著《共和维新——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51页。
[3] 孙浑学：《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辛亥纪念原因及历史作用探析》，《社会科学》第9期（2011 年），第156—157页。Lee Kam Keung， 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 i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Hong Kong: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1987，pp.22-36。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综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04—2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