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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会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先有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继以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于1904至1905年间参与策划组织的一系列暗杀事件。
史坚如刺杀案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一起暗杀事件，“在实践上开创了以暗杀作为一种革命手段的先例”
。史坚如，广东番禺人，少有大志，“立志欲为世界第一等事业人物”
。1899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1900年，孙中山策划惠州起义，事先派郑士良前往惠州等地联络会党和绿林领袖，遣“史坚如、邓荫南偕英人摩根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
。惠州起义发动后，外援告绝，义军窘迫，“坚如思解惠州之厄，而广州大举初志，期缓莫济，不得不行暗杀以盾其后”，期望通过狙杀督抚将军辈位高权重者，“使其余恐怖惶恐，自顾不暇”，“大局不劳而定”。刺杀署两广总督德寿的计划随即实施。史坚如等首先于广东抚署旁租下民宅，随后挖地道直达德寿卧室，装填炸药，伺机引爆。10月28日，炸弹轰鸣，声振屋瓦，但德寿仅梦中震落床下，性命无虞。史坚如因一击不中，思谋留城再举，为清吏识破，次日被捕，旋即遇害。
此次暗杀虽破敌未成，但“足为后死者之模范”，事实上开启了革命党人起义与暗杀相协而行的革命模式。以身赴义的“命世之英才”史坚如，也被孙中山誉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
暗杀进入革命党人视野后，随后成立的革命团体多以实行暗杀为职志。1902年，叶澜、汪荣宝、秦毓鎏等发起留日学生中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会章揭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1903年，拒俄潮起，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志在“排满革命”，并“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
杨毓麟、黄兴、苏鹏、何海樵、张继等部分会员遂组成暗杀团，“专主张暗杀，研究爆发物”。
不久，暗杀团成员纷纷归国，伺机行事。
杨毓麟、张继、何海樵等则选定慈禧太后为暗杀“第一对象”，一行五人由东京直入北京，探听慈禧太后行踪，拟中途埋设地雷，以谋行刺。
伺候日久，终因无机可乘，废然南返。是年11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杨毓麟受黄兴派遣前往上海，别设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以杨毓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其革命计划取黄兴与杨毓麟意见之折中，“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
，但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之事业”
的杨毓麟主持下，爱国协会的工作明显偏重于暗杀一途。
广为人知的甲辰三暗杀案，其中两起即由爱国协会“发纵指使”。1904年夏，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的消息传开后，这位满人中的能臣立刻成为革命党“千人所指之共同狩猎物”。章士钊、万福华等人策划，乘铁良于南京下关码头下船时，由华兴会会员易本羲伏击狙杀。但事机不密，被同情革命的两江总督李兴锐之孙李茂桢知察，李极力劝阻，刺杀铁良事流产。
11月，万福华、章士钊、刘师培等在上海组织截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动。王因主张出卖利权以联俄，深为国人痛恨。此次刺杀因万福华射术不精而功亏一篑，万随即被捕下狱，革命党人上海暗杀机关受到破坏，章士钊、黄兴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受牵连入狱，杨毓麟逃亡日本。此案的发生及审讯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更倡导了长江下游对于满清亡国君臣直接行动的先声，激发了一般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
。
甲辰三暗杀案中另外一起，为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胡瑛袭杀铁良，最终同样未能奏功，抱定杀身成仁信念的王汉投井自尽。
吴樾炸五大臣案是军国民教育会策划的影响最大的暗杀事件。谋刺王之春失败后，杨毓麟对暗杀活动有所反思，认为“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于是潜至北京，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北方暗杀团，成员有吴樾、马鸿亮、杨积厚诸人，从事“中央革命”。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至深的吴樾，特别崇拜炸弹的威力，相信“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
。杨毓麟、吴樾本“念念在杀铁良”，以完成前人未竟之志，但1905年7月清廷宣布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他们“深恐立宪告成，益不利于汉族”，决定变更计划，谋炸五大臣。
9月24日，怀抱炸弹的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五大臣专列，但杨毓麟研制的新式炸弹并不稳定，火车震动，炸弹自爆，吴樾当场被炸死，仅炸伤载泽、绍英二人。此次刺杀虽未能阻止五大臣出洋，但深入敌阵心脏区域的杀身成仁之举，不但使清吏“狼奔鼠窜，魄散魂飞，知炸弹为不可侮之利器矣”
，从而造成了有力的心理震慑，而且益使革命党人的英雄形象彰彰在人耳目，有效地推扬助长了暗杀之风的形成。
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兴中会元气大伤，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革命党人无力组织军事起义，暗杀几乎成为对抗清廷的唯一激烈方式，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暗杀对于国内革命风气的形成，革命运动的持续推进，其意义或许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