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暗杀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为政治权谋家们所反复采用。19世纪末随着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及政治矛盾的激化，革命风潮渐起，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清季鼎足而立的革命党、保皇党与清政府等政治势力，“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
，暗杀成为他们频繁运用、试图扭转局势的共同方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在与宫崎滔天的谈话中就流露出欲藉侠士之力，狙击慈禧太后之意。
暗杀行刺自然而然成为保皇党人角逐政治的基本途径之一。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保皇党人多次组织针对清廷保守派官僚的暗杀行动。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保皇党人及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也广泛展开，制造了一系列的暗杀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谋刺康有为，以及刺杀革命党人杨衢云、郑士良、吴禄贞等。与清政府对抗暂处下风的革命党人更是频频诉诸暗杀手段。“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从一九○○年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算起，到一九一二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可见，20世纪初随着革命风潮的勃兴，铁血之声时闻，刀光剑影频现，中国俨然步入了吴樾所欢呼的“暗杀之时代”。
暗杀被多数革命党人标举为排满革命的有效途径，从思想渊源上来说，一受中国传统游侠精神之浸染，一为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所激发。
游侠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不绝如缕。沿至近代，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国人对游侠精神大加揄扬，持以为拯救国家之利器。如有时人指出，中国当时境况实儒者之咎，“侠者儒之反”，“十八世纪以来，我中国而有侠也，其无今日矣”，“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主张以游侠主义重“铸吾国民之魂”。
受此思想影响，一些革命党人身体力行，往往以古之游侠自任。
与传统因子相比，外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豁。20世纪初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广泛传入，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行动引起革命党人高度关注，为他们所“歆羡”所“崇拜”。
从虚无党人的事迹中，革命党人认识到暗杀“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
，纷纷鼓吹并效仿，意欲在中国“全部尽发泄”暗杀之“潜势”，“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
整个20世纪头10年间，宣扬爆裂弹“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
之文章，连篇累牍地见诸革命党人举办的各色报刊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暗杀思想的传播。
“俄国的民粹主义、欧美的无政府主义，结合了中国传统荆轲之匕、力士之椎的侠客榜样，个人的英雄行动便立刻呈现。”
自1900年始，革命党人先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支那暗杀团、成记洋货店、北京暗杀团、天津暗杀团等多个专职暗杀的秘密团体
，领导与指挥暗杀行动，其中并不时闪现女子队员的身影。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之下，暗杀之风前后两次臻于高潮。第一次是1904至1905年。受拒俄运动促发，留日学生反清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暗杀行动随之展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甲辰三暗杀案与吴樾炸五大臣案。第二次为1908年以后，特别是1910至1912年间。1908年以后革命起义一败再败，部分革命党人或为提振士气，或为宣泄愤懑，发动过多起暗杀行动，如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温生才击刺孚琦等。而从暗杀事件发生地看，“以广州、北京为最多，因为广东是革命党活跃之地，而北京则为清廷权贵政要集聚所在”
。
除一般革命党人外，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也颇受暗杀之风的裹挟。总体上看，孙中山将暗杀定位为革命的辅助手段，对暗杀“不为绝对之主张”，赞成“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的暗杀，反对“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及“敌之势力未破……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的暗杀。
与孙中山稍异，黄兴对暗杀态度较为积极，认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军国民教育会时期，黄兴便为暗杀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同盟会时期，由于总揽庶务，黄兴未暇组织与躬行暗杀，但对暗杀的态度未变。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痛感“负国负友，虽万死莫赎”，颇欲“躬自狙击此次最为敌之虏贼，庶于心始安，亦可以作励吾党之气”，但最终为孙中山等人所阻。
在革命党人上下一致的提倡与践行之下，暗杀与起义交相而行，协力推动革命运动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