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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倡导革命于香港，早期同志以广东人为主，故其武装起义，仍以两广、云南边省为目标，此即其所说之“人地合宜”也，上述“香港模式”及“河内模式”，皆由此而生。然首都北京、长江省份之武汉及南京亦为其所关注。及至以香港及河内为武装起义之模式相继失利后，同盟会内部逐渐产生不同的主张。就华南边省的起义策略而言，在1910年广州新军失败后，黄兴、赵声一度建议“弃粤而图滇”，主张云南起义，依违于香港及河内模式之间。然孙中山提出“云南辽远……不利于进取”，认为“广东可战可守”，且广东起义，具有经验，“而可驾轻就熟”。
故有辛亥3月29日广州之役，最终失败。至此党人遂谋新的武装起义地点，其中长江各省市即为最主要之选项，此即中部革命之所由起。
至于中部革命，乃指于长江诸省，包括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所策动之革命。事实上，1900年原属维新派之毕永年、唐才常与孙中山建交时，已有此着，计划使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至有庚子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谋起义于汉口之失败，实为中部革命之滥觞。
而中部革命始受关注，乃因居长江省份之两湖华兴会及江浙皖光复会有以致之。
1903年黄兴创设华兴会，被推为会长，提出“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起义策略，而其方法则是策动湖南之会党及新军作为革命武力。黄兴遂结交哥老会会首马福益，获其支持，进而联系两湖、江西、四川之会党、防营、新军，计划起事。至于经费则由黄兴、刘揆一及该会会员捐献，遂设机关于长沙、上海，部署起义，并获光复会同意于江浙响应。然最终于长沙事泄而告失败，揆一之弟道一及马福益均被捕杀，是为1904年长沙之役。
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相继逃亡日本，得以结识孙中山，遂合组同盟会，稍后光复会亦告加入，共同推动全国革命。新成立之同盟会成员，中部各省会员比例大增，会员遂有“南部派”（以粤闽两省为主）及“中部派”（两湖、江浙、四川等省）的地缘分划，而此后武装起义，遂见所属乡土的特色。中部派成员力主于长江各省起义，有异于南部派的华南边省起义。同盟会内部，渐见两种相异的起义策略，孙中山倡导之华南边省起义，被称为“外起内应模式”；而中部革命则被视为“内地即时发动起义模式”，此即长江模式之诞生。
事实上，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华中地区党人已先后策动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徐锡麟安庆之役、秋瑾绍兴之役，1908年熊成基安庆新军之役，然皆告失败。长江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打击，转告沉寂。此即黄兴南下支持孙中山所策动两广、云南革命之因由。
然华中成员对于中部革命，仍然锲而不舍。
时共进会及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谭人凤活动下，于1911年9月联合，准备由所属新军策动武昌大举。领导人物为共进会的孙武及文学社的蒋翊武，并获长沙焦达峰同意响应。至10月9日，由于孙武于汉口租界制造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武昌当局注意，并捕杀新军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及杨宏胜三人。新军人人自危，遂于10月10日晚7时，由工程营熊秉坤率领同志起义，打出第一枪，继而攻占军械局，取得军火，攻陷湖广总督衙门，瑞澂出逃。新军统领黎元洪及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和民政长，武昌起义遂告成功，全国各省蜂起响应，计共15省宣布独立。
至于上海方面，由擅长组织及工于谋略的陈其美进行活动，联络江浙党人，终于促成辛亥武昌起义后上海之光复，孙中山誉称陈其美光复上海为“影响于全国最大者”，此因上海光复，遂得进取南京，使革命大局得以维持。
武昌起义成功，证实宋教仁主张于长江流域发动中部革命策略的正确，相对于孙中山所策动华南边区起义的香港模式及河内模式，宜将其称之为武汉模式。
综上可见，辛亥革命时期所策动之武装起义多以城市为基地，为起义地点。此因城市为新知识群体接受新式教育所在地。故本文缕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之武装起义，以城市革命视角观之。就革命领导层所讨论之起义策略而言，遂有首都北京发难之中央革命，起事长江之中部革命，举兵两广、云南之边省革命。结果上策难行，下策失败，而最终中策成功，促成清朝败亡，而中华民国亦由此而诞生。
[1] Marie-Claire Bergére， Sun Yat-se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58-59.
[2] 孙中山：《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139页。孙氏曾分析各国对中国革命之态度，认为美国舆论同情；法国政府及民间则怀好意；英国民间多表同情，政府则惟日本马首是瞻；并谓日本民间志士不独同情，且舍身出力协助；而日政府则不可测而属反对；德、俄倾向清廷，反对革命。并参见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 Frustrated Patriot ， 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1976，pp.54-75.
[3] 孙中山争取法国援助，得以策动粤桂滇边省起义，以至1908年法方中止支持孙中山，早已引起学者关注，参见J. Kim Munholland，“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 France & Sun Yatsen，1900-1908”，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2（1972），pp.177-195;Jeffrey G.Barlow，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9，pp.41-86.又由于孙中山利用法属越南策动武装起义，引起清政府抗议，法方于1908年决定驱逐孙中山出境，参见法国外交档案《驱逐孙逸仙：毕盛致殖民部长，1908年10月21日，巴黎》，《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