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孙中山以香港为基地所策动之广东“武装起义”，随着兴中会时期于广州、惠州等地的相继失败，开始转移革命目标。众所周知，孙中山为求革命，不但以海内外华人为其吸纳及团结之对象，并且重视寻找外援，谋求助力，其中英、日、法、美诸国皆为其对象。 [2]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自1900年起孙中山始与法国官方、政界联系，从而获取法方的支持，得到在法属越南活动的默许，至1908年始被法方禁止。期间先后开展了粤西、广西、云南三省边界的四次革命，即1907年钦州防城之役、广西镇南关之役、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及云南河口之役。 [3]
孙中山对于越南的关注，始于1900年庚子拳变时，计划起义，谋求于华南建立一新共和国之构思。
遂于日本接触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FrançoisJulésHarmand），请求协助，要求函介法属越南总督韬美（Paul Doumer），并寻求军火及顾问军官的协助。表示革命成功，将给予若干特许权。遂有西贡之旅，虽获韬美属员接见，然未取得支持。事实上，法国外交部得讯，亦未表赞同。与此同时，孙氏在当地活动，得识侨商李竹痴、曾锡周及马培生等，遂与越南华侨建立关系。
1907年3月，由于清廷施压，日本政府不容孙中山留日，孙中山遂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前赴河内发展。时越南华侨早在孙中山影响下，1905年已经在西贡及堤岸成立同盟会分会，由刘易初任会长，李卓峰副之。孙中山等人抵达后，遂将原河内兴中会改组为河内同盟会分会，设机关于甘必达街61号，继而又于海防之台湾街32号万新楼设分会，以刘岐山为会长，隶属河内同盟会。
遂以河内为基地，以香港同盟会分会为河内、东京及起义部队联络站，策动粤、桂、滇三省四府的六次武装起义，分别为潮、惠之黄冈与惠州二役，钦廉两府防城与上思二役，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二役，实行声东击西，两面发难，共同起义，藉以牵制清军。
然起义重点在于钦廉两府及中越边界，分别为防城、镇南关、上思及河口四役。
钦州防城之役（1907年9月4日）。广东西部之钦州、廉州两府，与广西之东南及越南之北部邻接，为孙中山计划起义之地，以其地接近越南，方便输送党人军械进入。其时适值钦州县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由于清吏苛征重捐，乡绅刘思裕等组织“万人会”，聚族抗捐，求援于同盟会，故孙中山拟发动钦、廉二府起义，策应粤东之潮、惠二府。
粤督周馥派遣郭人漳、赵声所部进驻防城，镇压抗捐。郭、赵二人，为黄兴故旧，被策动加入革命战线，然未知三那与革命党之联合，竟然出兵进攻三那，致使刘思裕及乡民惨被屠杀。孙中山于河内，委任王和顺为南军都督，专任钦廉军务，拟定攻取桂南边城南宁之起义计划，遂至三那联络当地乡团，梁少廷、梁建葵、刘思裕之侄显明等数百人来会，并再次获郭人漳、赵声二人应允相助。时防城清军亦有反正之意，然萱野长知购械运送，至汕尾接收，因许雪湫误事未成，是为丁未汕尾之役，未能供应军火。然王和顺以运动成熟，机不可失，遂率众起事，从三那王光山袭攻防城，清军响应。继而进兵钦州府城，以府城有备，改攻灵山，目标进入广西，爆发灵山之战，然久攻不下，党员损折甚多。时郭、赵二人以革命军势弱，并未响应。而清军援兵又至，终以弹药告缺，撤退至三那，下令解散，退入十万大山，王和顺转返河内，遂告失败，是为钦州防城之役。
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2日）。防城之役虽败，然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于河内结集会党，游勇头目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策动西南边省武装起义，由黄明堂率领游勇攻击桂、越边界的镇南关，攻取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与法国军官亲临镇南关，终因后援不继，为清军龙济光、陆荣廷部增援，猛攻炮台，历经七日苦战，撤回越南边界，是为镇南关之役。
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27日）。镇南关之役后，由于清廷向法方抗议，孙中山乃利用越南策动武装起义，法方遂决定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被迫离开越南，将河内机关交由胡汉民负责。离开之前，孙中山一方面命黄兴筹备再入钦廉，另一方面派黄明堂窥取河口。
黄兴遂于河内购买枪械，并由香港冯自由购取子弹，私运至海防，送入中越边界，并与郭人漳商约支援，于3月27日，率领游勇由越界进入粤境，转战钦廉，却误与郭人漳部交战，终因弹药不足而败退。是为钦廉上思之役。
云南河口之役（1908年4月30日）。正当黄兴再次潜入钦廉，胡汉民亦计划于云南起事，遂由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进入云南活动，策动中越边界战略要地河口之军警反正。他们于4月30日起事，攻占河口，分兵进攻蛮耗、蒙自等地，深入云南境内300余里，全省震动。孙中山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入滇，然经老街时，法国警察疑其为日人，将其拘留于河内。河口革命党遂无人指挥，而云贵总督锡良则部署兵力，采取全面反攻，重夺河口等地，国民军亦因经费缺乏，最终失败，撤入越南。
至此，同盟会以河内为中心，于粤桂滇三省所策动之钦州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四役，均告失败。参与起事者，相继为法属越南当局驱逐出境，分别被遣送至新加坡及香港两地。而同盟会的武装起义目标，遂由西南边省转回广州，回复到以香港为基地的“香港模式”起义，此即广州新军之役及3 月29日广州之役之产生。
河内机关，即在孙中山、胡汉民等指挥下，拟订策略、筹款、结集起义人员，以至购买军火，再透过中越边界的铁路、河运，输送起义人士及物资至粤、桂、滇，策动武装起义。
由此可见，此皆以河内为革命之起点，宜将上述粤、桂、滇四次武装起义，列属为“河内模式”之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