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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冯自由与孙中山相见于横滨时，谈及孙氏《伦敦蒙难记》一文，内谓孙中山于澳门投身主张君主立宪之少年中国党，并向清廷请愿，且谓兴中会设于上海，深觉诧异，因而向孙中山请示。据孙中山之答复，其革命始于香港，但因英人保守，不喜革命，且香港为英人管治，不能坦白陈述，妨碍在香港策动革命，并明确说：“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
至于以广东为其武装起义地点，乃因“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而更重要则为广东具备“易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的优势，具有发动革命的优越条件。
而密迩广东，不受清政府管辖，即为香港与澳门两地，其中香港最为重要。
上述广东之起义，包括乙未广州之役、惠州之役、壬寅广州之役、潮州之役、黄冈之役、七女湖之役、广州新军之役、黄花岗之役、广州光复之役“皆利用香港为出发点”，香港遂成为“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
故广东之历次武装起义，关键在于香港此一基地。
就此而论，香港基地在上述的历次武装起义中，提供了策划、宣传、筹款、购械、输送及接收党人的作用。其中自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起，香港基地已显露出其作用及特质。孙中山、杨衢云、黄咏商、尢列、陈少白、郑土良、陆皓东、谢缵泰等人，于2月21日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后，3月13日商议广州起义计划。众议由孙中山等驻广州，专任军务，联络、招募广州及附近地区的革命同志；而杨衢云则于香港专任后勤、财务。与此同时，透过寓港日人梅屋庄吉，结识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寻求军火援助。继而在何启策划下，于香港英文报章《德臣西报》（
China Mail
）发表对清政府弊政的批判。并由何启匿名投书，要求清政府以西方体制作为政治改革蓝图。至于革命经费，除由孙中山及其兄孙眉、党人邓荫南三人筹措外，继由香港方面之黄咏商及富商余育之共同捐献，充实起义经费。透过杨衢云于沙宣洋行（MessrsSasson&Co .）任职买办之便，一方面购买军火，另一方面交由在港之三合会，以募勇名义，招募起义队伍。并计划于同年九月初九日重阳节，运送起义队伍至广州。及至起义前夕，遂安排起义队伍及所需军火，搭乘夜班省港轮保安号（S.S.Pawan），由香港出发至省城。然起义结果流产，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先后逃归香港避难。
其后之兴中会及同盟会对广东，包括广州、三洲田、潮汕、惠州诸役之武装起义，基本上沿用乙未广州之役之模式，借助香港作为基地，拟订策略，进行宣传，募捐革命经费，寻求外援，购买军火，输送起义队伍入粤，然失败后皆退返香港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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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香港一地，在清季兴中会及同盟会时期，于广东省内策动的武装起义中，扮演至为重要之角色。故上述广东一系列的武装起义，皆以香港为其“出发点”而后得以成事，故以“香港模式”之武装起义命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