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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人对辛亥时期革命活动的记述，当以孙中山、冯自由及邹鲁三者最为重要。据三人所述之武装起义，从起义地点而言，约可分为三区。
其一，广东：包括兴中会时期之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1903年壬寅广州之役；同盟会时期之1907年丁未年潮州之役，汕尾之役，黄冈之役，七女湖之役，1908年戊申广州保亚票之役，1910年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辛亥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及光复之役。其中汕尾之役，乃接械失败，不属武装起义，合计10次。
其二，广东西南部、广西及云南（粤、桂、滇）:1903年周云祥云南临安之役，同盟会时期之1907年丁未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戊申钦廉上思之役及云南河口之役，合计5次。
其三，长江各省:1904年长沙之役，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徐锡麟安庆之役、秋瑾绍兴之役，1907至1910年四川之五次起事，1908年熊成基安庆之役，及最重要之辛亥武昌起义，合计10次起事。
就此而论，孙中山更指出上述武装起义，以乙未广州之役为“中国革命军举义之始”
，此役乃“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于……香港为干部”
。及至庚子惠州之役后，“革命风潮遂由广东渐及于全国”
。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风潮鼓荡全国。1907年清廷向日本政府交涉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遂与胡汉民、汪精卫二人至越南，“设机关部于河内”
，策动西南三省粤、桂、滇之边区革命。与此同时，“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举事于长江，亦与两广遥相辉映焉”，继而有3月29日广州一役，更使“革命党之气势，遂昭著于世界”
，促成辛亥武昌革命之成功。由此可见，香港、河内及长江流域之武汉三镇，成为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从而形成清季武装起义之香港、河内及武汉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