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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史的开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华民国历史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历史内容丰富复杂。从总体上看,它的主导性趋向,是帝制的被推翻、共和制度的建立,以及共和制度在与帝制的反复斗争中得以确立。这个过程,涵盖了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各个方面。

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不是1911年至1912年上半年间发生的偶然事件,它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国家与社会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产生深刻变革的结果,主要是在外力冲击、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逐渐由传统过渡至现代的发展。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倡导革命的成果,也是19世纪末以来,海内外的官绅、新知识分子、华侨、新式商人、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一变革的成果。清廷最后的改革运动——晚清十年新政,也从另一方向间接推动了革命的发生。可以说,共和制度的建立,是近代中国大变局下各方合力的结果。

然而辛亥革命并未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共和制度。及至民国建立后,反对共和的势力进行了多次反扑,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及宣统的帝制复辟,可见民国初年的政治即在专制与民主互不兼容的状态下推移。此即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民国初期,持续开展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斗争的因由。他们谋求维护共和制度,探索在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共和的有效路径。伴随着民初政治上的复杂格局,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促成20世纪的中国进入革命时代,难怪有论者谓: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即为一部中国革命史。 而百年革命触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的变革,意义尤大。 [1] 此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历经百年后仍具有其学术生命力之因由。

本卷撰述“从帝制到共和”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中华民国开国和早期历史的主要内容。

[1] Joseph W.Esherick,“Ten Thesis i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21,No.1(1995),pp.69-72. GptqWEXCNS4fapIHanpytiPiCgeJiwO/lEgndQtE68wJWK/BzcVa8FtFqfbcer+Y



第一节
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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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岸学者的研究

就辛亥革命史及民初政局历史研究而言,最初的著述始于革命党人之撰述。当中较著者,有章士钊翻译宫崎滔天之《三十三年之梦》下半部而成的《孙逸仙》一书,孙中山自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革命经历的《伦敦被难记》、《革命缘起》、《中国革命史》,陈少白记述兴中会时期之革命经历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记述其时之革命人物、团体、宣传及其活动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冯氏之一手记录,使其获取革命“百科全书”的称誉。此外,尚有光复会陶成章记述光复会在浙江的革命活动的《浙案纪略》,宋教仁记述同盟会成立及华兴会之活动的《我的历史》。 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动,相关的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的著述,出现了不同立场的研究观点。谢文孙搜罗1902至1972年出版的相关中文论著,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以正统学派(Orthodox)及新正统学派(Neo-Orthodox)分别标签国民党及共产党统治下之辛亥革命研究著述。前者以孙中山缔造及领导国民革命为核心之观点撰述。后者则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理论为指导,剖析近代中国革命历程,指出近代中国革命为反帝、反封建,以农民、工人为主体,而以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为同盟所发动之革命,从而促成社会变革,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革命过程是,由孙中山领导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而由中国共产党继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基于上述分析,孙中山首起倡导革命,乃革命之“先行者”,而辛亥革命则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 两岸的辛亥革命研究,即由此而起。1949年后随着两岸政治的分离,台湾与大陆的学者分别以“正统”及“新正统”的观点对辛亥革命史进行论述。期间随着学术与文化之开放与交流,相关研究与著述的观点逐渐出现新的变化,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日益多元化,从而丰富了此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以下分述台湾及大陆相关研究的成绩。

在台湾史学界,自1950年以降,郭廷以创设近代史研究所(简称近史所),推动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以辛亥革命为首之民国史即为研究对象之一。 台湾史政机关——党史委员会及“国史馆”典藏了大量的革命及开国史料,为辛亥革命史及民国初期历史研究之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时之研究乃以革命及其开国人物为对象,包括同盟会重要领袖如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宋教仁,及开国领袖黎元洪,均为学者所关注,而孙中山的生平、事业和思想,更为学者研究的焦点。 正当正统学派史学观念仍具影响,人物研究仍为主流之际,近史所张朋园首先出版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二书,另辟蹊径。前书研究梁启超于1894年至1911年间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指陈梁氏为清季革命运动的间接助长者。后书探讨立宪派于咨议局、资政院之活动及参与辛亥革命之史实,从而肯定立宪派对清季革命的贡献。稍后同所之张玉法,先后发表《清季的立宪团体》(1972)及《清季的革命团体》(1975),为继张朋园后另一位研究辛亥革命之重要学者。前书重点讨论清季推动立宪运动的各种民间组织,并给予立宪运动高度评价。后书对清季革命运动中不同革命团体派系之分合大势进行研究,进而重建辛亥革命发展之全貌。其后张玉法以此一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提出辛亥革命性质为“全民革命”之理论,并于1982年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时发表论文,与出席会议的持辛亥革命为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的大陆著名学者章开沅进行论辩,是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张、章论战”,从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2] 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即在上述二张四书出版之后,不但突破了正统派的研究观点,并且带动对清季立宪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创立新猷。此后张玉法对民初政党也进行了研究,出版了《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

与此同时,近史所李国祁及张朋园主持“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1860—1916年”,利用西方现代化观念研究清末民初沿江、沿海十个省区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变迁。这项研究的成果是,先后出版了苏云峰的湖北省、李国祁的闽浙台、张玉法的山东、张朋园的湖南及王树槐的江苏五书,从而带动了辛亥革命省区的研究。该所的李国祁、吕实强、赵中孚、苏云峰、张朋园、陈三井、林明德等发表了不少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 ,并引致林能士研究华北的革命活动,其日后出版了《辛亥时期北方的革命活动》一书。

在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立宪运动及省区研究,成为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之两大标志,此后相关课题研究日多,包括妇女与辛亥革命研究 ,英、法、俄、美、日等列强与辛亥革命之外交关系研究 ,华侨与辛亥革命研究 ,同盟会革命宣传研究 ,南北议和与南京政府研究 等。由此可见,台湾一地之辛亥革命研究,就其课题观之,乃由以人物研究为主,转为对立宪派、革命团体之研究,继而注意省区、社会阶层及外交关系研究,研究日趋多元化。 然而随着台湾于1987年解除“戒严令”,政治日渐民主化,促成台湾本土主义之抬头。史学研究亦受影响,台湾新一代史学研究工作者,其研究兴趣日渐转向台湾本土历史之研究,而辛亥革命及民国史研究,则转趋淡薄。

就大陆而言,由于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革命史地位的肯定,并且明言为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兼且自上世纪80年代期盼结束国家分裂,完成两岸统一,故自1951年起,每逢辛亥革命10周年,起而举办纪念研讨会,先后举办了5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及10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藉以缅怀及保存先贤振兴中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记忆。 并相继出版大量文史资料及会议论文集,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此一领域的成果,从而构成辛亥革命研究史中之“纪念史学”。每十周年纪念的研究及出版活动,无疑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及研究成果,并整理出一条研究发展之理路,深值吾人关注。 [3]

就此而论,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先后出版吴玉章之《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实为马列毛理论与辛亥革命史实结合的研究成果,堪称新正统学派的代表作。又据章开沅之不完全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出版相关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余篇,自此奠基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可惜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1976),史学研究沦为政治工具,研究无由发展,幸好打倒“四人帮”,结束政治斗争。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实行改革与开放政策,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犹如“火凤凰之再生”,从此开展,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及广州四地之研究机关及大专院校,重新开拓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研究,召开一系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之研讨会,加强与海内外学者之交流。其中两岸以章开沅及张玉法同时出席芝加哥亚洲学会,分别提出辛亥革命究属“资产阶级革命”,抑或“全民革命”,将两岸之辛亥革命研究对话活动,推向高潮。此后大陆以华中武汉为首,先后刊行《辛亥革命研究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等期刊,吸纳国外包括日本及西方之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日开,著作日多,出现了新的动向,包括:(1)出版辛亥革命通史著述,此即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三册,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2)编纂及翻译中外档案史料,如《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979),《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各省、市、地区,由政协出版相关的《文史资料》,提供大量辛亥革命区域研究的史料。(3)研究课题之持续与更新,包括孙中山研究之加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立宪派及立宪运动的研究,以及清季十年新政改革之研究。大陆之辛亥革命研究,渐由革命派,转向至立宪派,再转向晚清新政导致革命之研究。其研究动向渐与港台及海外研究步伐一致。

[1] Winston Hsieh(谢文孙),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5,pp.5-13,26-37。李金强:《新正统学派——中国建国以来辛亥革命研究之发展及其变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二辑,史著,台北,1996年,第9—23页。

[2] 章、张二人之论战,可参见Lee Kam Keung(李金强), 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 i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Hong Kong: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1987,pp.14-15,28-34;并参见彭剑《辛亥革命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内地学界60年来的探讨与我们的思考》,麦劲生、李金强著《共和维新——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7—51页。

[3] 孙浑学:《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辛亥纪念原因及历史作用探析》,《社会科学》第9期(2011 年),第156—157页。Lee Kam Keung, A Brief Report on Conference in China's 1911 Revolution ,Hong Kong: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1987,pp.22-36。严昌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综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04—2011页。 GptqWEXCNS4fapIHanpytiPiCgeJiwO/lEgndQtE68wJWK/BzcVa8FtFqfbc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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