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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是以浙籍志士为主体的区域性革命团体，是在浙人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汇流整合而成，其源流可部分上溯至1903年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由拒俄义勇队演变而来，它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会员纷纷归乡运动。其中部分会员组织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
。浙籍志士龚宝铨即为团员之一。龚宝铨自日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同志设置机关，伺机开展活动。
与此同时，陶成章等人联络会党的工作也同时展开。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素主“中央革命”。1902年曾入北京观测时势，“知非由陆军着手不可，因之屡谋入陆军学校，以图进身之路，乃竟不获如愿”
。旋赴日本留学。拒俄运动发生后，陶与龚宝铨缔交，“称为莫逆”。
1903年冬，偕魏兰回国联络会党。陶“长于谋略，处事周密谨慎”
，先赴上海与蔡元培密商进行办法，后抵杭州，经人介绍得见浙江会党重要人物濮振声。“濮氏素闻公名，相见恨晚，即出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授公。”在濮的推动下，陶成章、魏兰来往于浙江各地，各秘密会党之党魁“均联为一气”，“公自此于秘密会党中，大膨涨势力矣”。
龚宝铨、陶成章等人的活动，与上海地区蔡元培等人的活动逐渐声应气求，联为一体。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季翰林。甲午战后，开始接触新学，思想日趋激进。1902年春，蔡元培与蒋智由、林獬、叶瀚、王季同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设爱国女学，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
11月，南洋公学风潮骤起，教育会应退学学生公请，组织爱国学社。学社成立后，很快就成为上海新学界的一个重要中心，学员“在诸师教导下，日益关心政治、时事，民族意识也因而日益增强”，学社风气，“倡言革命已胜过求学”。
1903年拒俄事起，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消息传至上海，教育会诸君“人人感奋，故有愿应东学诸君为义勇队者出站草地之举”
。进而又追随东京留学生步调，将拒俄义勇队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自蔡孑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稍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早晚训练”
。此时的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
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廷嫉视，其主要成员均在预定逮捕之列。在亲友的劝导下，蔡元培避居青岛。苏报案旋即发生。是年冬，蔡元培返沪，与王季同、蒋维乔等组织对俄同志会，出版《俄事警闻》日报，假借报道俄事，继续倡言革命。翌年初，对俄同志会“扩张”改名为争存会，《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意在通过会员内外各个方向的努力，“达争存之目的”，符天演学“物争自存”之要义。
浙籍革命志士以上海这一场域为中心开展活动，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无可避免地日形密切。龚宝铨、陶成章返国之初曾与蔡元培有所联络。龚宝铨还在蔡元培任校长的爱国女校担任教员。蔡元培则“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与各方交际广泛，往来频密。
1904年年中，为配合华兴会起义计划，蔡元培、陶成章等密商响应之策。议定，陶成章续返浙江联络会党。浙江举事最终虽引而未发，但其筹谋及准备，显然促进了浙江地区革命力量的整合与新团体的组建。光复会的随后成立可为佐证。
1904年11月，在蔡元培与龚宝铨的发起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应时成立
，蔡因声望素高被举为会长。光复会成立之初，虽然会员大多来自军国民教育会与爱国女校，但显然志不止此，实以统合浙籍革命力量为归向。该年冬，陶成章东渡日本途经上海，蔡元培知其“于内地各秘密会党中颇有结纳”，力邀入会，“由是绍兴商学界及各属会党头目相与订盟者，大不乏人”。
不久，在浙江地方颇有影响的徐锡麟、秋瑾等亦相继入会。一个以学界中人为主体、外联秘密会党的新型区域性革命团体正式形成。
光复会又称复古会，会员入会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光复”二字，据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章炳麟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
据此，光复会应持以种族革命为先导的革命思路。
光复会成立后，以联络会党为活动重心，通过对会党的宣传与组织，筹谋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9月，徐锡麟以“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之教练，以兵法部勒，不能为用”，与陶成章、龚宝铨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培养会党的专门学校。由是，众多光复会员齐趋绍兴，共商革命大计，“绿林豪杰麇集其间，而势力亦益盛”。自此，浙江革命军大本营移于大通学堂，绍兴取代上海成为光复会活动的中心。
在光复会的精耕细作下，浙江地区的革命条件逐渐形成，从而为革命党人在东南地区的起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