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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至1895年间，孙中山先后于檀香山、香港及广州三地联络亲属同乡、师友同学，设立团体，倡导革命，振兴中华，是为兴中会之成立。
檀香山兴中会
甲午军兴，中日启衅，陆军败于平壤，海军受挫于黄海。孙中山以为良机，于檀香山鼓吹革命，惟风气未开，华侨多视为乱谋作反，应者寥寥无几。犹幸孙中山兄长孙眉（1854—1915）于当地经营畜牧业，“交游至广”，又清军败报频传，日侨大事庆祝，刺激华侨滋生民族意识。
1894年11月24日，众人会集于卑涉银行（Bank of Bishop & Co .）经理何宽宅（爱玛巷Emma Lane 140号）。由于人数太多，转移至李昌家（爱玛巷157号），召开成立会，与会者包括何宽、刘祥、李昌等20余人。按孙中山的提议，定名为“兴中会”，通过章程九条，指“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方今列强环列……蚕食鲸吞……用特会以兴中”，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推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及何宽分别为正副主席，设会所于华人消防二楼，并规定各会员须纳五元会底银。众人须填写盟书，左手执圣经，高举右手宣誓入会，会员数目陆续增至约130人，并由何宽保留其时该会之“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成为该会创立之重要文献。檀香山兴中会之成立，有赖何宽、李昌和宋居仁（1854—1931）等华侨基督徒的支持，可见孙中山早期建立革命团体与华侨及基督教之关系密切，是为兴中会的始创。
香港兴中会总会
1894年年末甲午败局已现，日军西渡鸭绿江攻辽，京津地区岌岌可危。上海同志宋耀如（1864—1918），函促孙中山结束美洲之行回国。1895年1月，孙中山偕檀香山华侨邓荫南等返抵香港，随即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联合各地志士，扩大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又遣陈少白赴上海联络，惜仅得水师出身的陈廷威一人来归。时杨衢云、谢缵泰等辅仁文社社员欣然加盟，是为孙、杨合作，决定设总机关于中环士丹顿街13号，取名“干亨行”，掩人耳目。此名乃由精通易理的黄咏商所定，取《易经·文言》“干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预兆物极必反，清亡汉兴。
同年2月21日举行香港兴中会成立大会，入会者一律高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又修改檀香山章程九条为十条，明订总会设于中国，分会散设各处，确立“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述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之宗旨，列明拟办事务、组织及招收会员、会费等条文。首选黄咏商为会长，准备广州起义。
宣言虽未指明香港兴中会为总会，但广州、横滨、南非、台湾、河内等分会建立，皆由香港兴中会成员拓展而生，故已具总会之实。虽有论者对此质疑，并引陈少白1931年函为证
，惟陈氏于1939年口述出版之《兴中会革命史要》，明言干亨行为总机关。且该会亦被孙中山、谢缵泰、冯自由等称为“干部”、“总部”（headquarters）、“总会”、“总机关”、“实行机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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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兴中会革命史料》第64辑时，亦冠以总会之名，可见香港兴中会实具总会地位，推动革命，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论述如下：
革命运动之推行，有赖立会、宣传及起义三者。香港兴中会总会于此三方面均扮演开创性的角色。
其一，立会。檀香山兴中会虽为首创，却欠革命之性质及行动：宣言明显较温和，未明确反清。
现举宣言一项说明之：两者均指中国面临内忧外侵，提出联合志士、贤豪以“兴中”，救国救民意向明显。但香港宣言进而提出“中国积弱，至今极矣”，较之檀香山宣言“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更觉迫切。此外，香港宣言对于清廷腐败、贪污无能、残民自肥进行挞伐，更具激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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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重要的则为香港兴中会总会一经成立，立即策动乙未广州之役。故香港兴中会总会，实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首具革命性质之革命团体。
其二，宣传。香港兴中会总会章程第三条，早已说明“设报馆以开风气”。1899年陈少白建议回港办报，鼓吹革命，获孙中山同意，借曾协助菲律宾革命党人购买军火所获赠款，于横滨购买印刷机器，付运至香港，支持办报。1900年1月下旬，陈少白租得港岛士丹利街24 号（今香港陆羽茶室）为报社，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命名，创设《中国日报》，自任社长，又发行十日刊《中国旬报》，以“游戏文章、歌谣，讥刺时政”。由于首创，又被誉为“革命党组织言论机关之始祖”。该报仿效日本报纸格式，以横行短行排印，令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每日出纸两张，后增至六页。
综观该报之言论，于兴中会时期宣传革命，攻击保皇党，揭露清政府腐败，影响海内外革命同志，促成东京、上海两地党人先后办报，两地最终成为清季宣传革命之两大中心。革命思潮由此日见传播，益广益深，可见《中国日报》在清季革命运动舆论阵地中所居的开创地位，堪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其三，起义。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即策划首次广州起义。此后香港遂成清季革命运动的“大本营”，策划、筹款、购买军火、输送革命队伍至起义地点，以至失败后退返，皆在此地，包括兴中会时期之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1903年壬寅广州之役。其后同盟会时期所策动之1907—1908年粤东之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以至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广东光复之役，皆上承香港兴中会总会策动武装起义模式而至。
广州分会
1895年兴中会决定在粤省发动首次起义，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北上广州发展，设立分会，租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作会所，为内地首创之革命团体。该会定名“农学会”，藉以掩护革命活动。孙中山继在《中西日报》发表《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倡议农业改良，招揽同志。
由此获得粤省官绅潘宝璜、刘学询（1855—1935）等数十人署名赞助，且有同志如左斗山、程奎光（？—1895）、程璧光（1861—1918）等踊跃加入，借改良农业为借口，实则密谋起义。并分设机关于圣教书楼及东门外咸虾栏之“张公馆”。
及后，乙未广州起义流产，广州兴中会亦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