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出现了上述一批精通中英双语的精英，他们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对外失败，渐知“清政府之不足恃，及研究新学之必要” ，相继起而要求清廷改革。在此一政治觉醒下，尤以中央书院为首的香港青年双语精英流露出关心国事的言行，最为突出，上环之香港华人社会逐渐形成一种改革的氛围，已于前述。遂促成“四大寇”及辅仁文社两组群体的出现，继而至省、澳两地活动，吸纳同志，谋组革命团体，是为清季革命的酝酿。首述“四大寇”：

“四大寇”乃指孙中山、尢列、陈少白、杨鹤龄四人，1880年代后期，四人先后移居香港，或升学，或就业，时香港在港英当局统治下，推动自由贸易，由是中西文化得以交流。在英人管治下的香港，据孙中山的回忆，城市建设“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且政府官员“洁己奉公”，情形均与内地有着显著的差异。 孙、尢、陈、杨四人，于此一新的社会及生活空间，目睹香港本地的显著进步，相对于内地的“落后”，其思想遂出现变化。时四人于1888年起，时常聚谈于歌赋街8号杨耀记，言行反清，因而被称为“四大寇”。 随着清廷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其中尤以中法越南战争（1884—1885）及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两役对于四人影响尤大，如孙中山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恚”；尢列谓“时方中日战争，国人渐有国家思想”；陈少白谓“甲午之战，割地索费，以为支那当头之一棒”。 四人遂逐步踏上革命的路途。以下就四人参与革命的历程作出论述，以此说明其时海外华人的觉醒。

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号逸仙，以孙逸仙（SunYat-sen）一名闻世。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人。家世务农，幼读私塾，因其兄孙眉（1854—1915）垦殖谋生于夏威夷，于少年时得以移居此地而具华侨之背景。由是得识中英语文，遂能拓展视野。1883年回国，就学香港。入读拔萃书室、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而于香港西医书院习医毕业。由是结识中外师友如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7—1926）、何启（1859—1914）、区凤墀（1847—1914）、王煜初（1843—1903）等人，中西学问精进。时值清政府腐败无能，遂思改良中国的专制恶政。1894年，于檀香山始创兴中会，翌年至香港创设兴中会总会，倡导革命，谋求推翻清政府。1905年前后，联合留学生、华侨、会党，终于于东京创立同盟会，以香港、新加坡、河内为基地，策动粤、桂、滇三省边区革命，前后十次。1911年，终于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

尢列，原籍广东顺德，幼名季榑，字令季，学名其洞，别字少纨，号小园，又名吴兴季子。出身富裕积学之家，曾祖父尢耀东（1765—1846），以经营棉花行及批发而致富，并以“克勤克俭”、“修桥整路”造福乡梓。其父光瑶，继承家业，以治国学著称。 可见尢列出身于具有士商背景的大富积善之家。少时曾受教于同邑名儒陆南朗，陆氏讲论异族入侵史事，激发尢氏的民族思念。早年随家族游历江、浙城镇，以至日、韩两国，得见日本明治维新之新气象。后抵上海，接触洪门，得悉“反清复明”之宗旨，始悟其师陆南朗之教诲，遂“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

时清廷对外战争失败，尢氏目睹时艰，于1885年回粤，遂入学广州算学馆，适值孙中山就读于博济医院，由其早年毕业于博济医院的族兄尢裕堂介绍而得以认识孙氏。尢氏常往来香港，得悉香港华民政务司招考书记，随即投考而获入选，遂留香港。因至歌赋街杨耀记，走访算学馆同学杨鹤龄，得重遇与杨有同乡之谊的孙中山，相互聚谈，而孙氏同学好友陈少白亦常加入，高言反清，故有“四大寇”之称号，交谊遂深。 ^[1] 与此同时，尢氏与辅仁文社社员罗文玉相熟，遂加入辅仁文社，推介社长杨衢云结识孙中山。至1895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尢氏遂与黄咏商、杨衢云等加入该会，投身革命，参与乙未广州之役及庚子惠州之役，并先后于香港、横滨、新加坡三地创设中和堂，联络三地劳工阶层，鼓吹革命。 ^[2]

陈少白，广东新会人，幼名闻韶，号夔石，少白一名，乃慕乡贤大儒白沙而得。先世自闽迁粤，属官宦之家。 其父子桥“倡导新学新政，好议论国际事”，父子二人，先后归信基督教。 少白早年居乡习举业，初受教于四叔梦南（1840—1882）。梦南为两广教会名人，早年以诗书积学闻名乡里。

时梦南自广州携西学译本回乡，少白得而读之，“始知世界大势，发生国家观念”，并谓“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自是弃帖括，习有用之学”。 1888年美国长老会哈巴牧师（Andrew P. Happer， 1818—1894）在华筹设教会大学，初拟建校上海，其父子桥与地方士绅联函，建议哈巴于广州办学，结果创设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是为岭南大学之前身，少白即为第一位入学者，遂受洗入教。同年因事至香港，由区凤墀亲函推介，得识就读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少白随即辍学，南下香港谋生；并因孙中山的引介，蒙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接纳入学，遂成同窗。 时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列强侵凌，陈氏深感“君相委靡而少仁，官府贪殊而无耻……又复开门揖盗”，产生“国以民为本”之民主思想 ，从而成为孙中山倡导革命的重要伙伴。1895年加入兴中会，参与策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流亡日本横滨，联络日本同情中国革命的志士，透过孙中山檀香山友人菅原传的介绍，结识曾根俊虎、宫崎寅藏等人。1897年孙中山于伦敦蒙难，死里逃生后，东返日本，因陈少白而结识愿意支持中国革命的犬养毅、宫崎寅藏等人。1897年东渡至台湾，于台北创设兴中会分会。 1899年至香港，翌年于中环史丹利街24号创办《中国日报》，鼓吹革命，为清季革命报刊之元祖。1900年在港联系兴中会、三合会及两湖的哥老会，合组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该会会长，密谋革命。1900年惠州之役即由此而起。1905年，更被推为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参与粤、桂、滇边省起义。

杨鹤龄，字礼遐，为孙中山之同乡。父显光曾任知府，晚年辞官归故里，从商于港澳两地，并于香港歌赋街开设杨耀记商店。杨鹤龄“为人亢爽不羁，喜谐谑” ，与孙中山、陆皓东二人，自幼相识，童年时得听太平天国革命故事，向往洪杨革命。早年受教于岭南硕学简竹居（1851—1933） ，1887年孙氏至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结交陈少白而成同窗，而尢列、杨鹤龄亦相继寓港，四人遂能时相聚会于杨耀记，高谈阔论，仰慕洪秀全，并提出“勿敬朝廷”，是为四大寇时期。

及至孙中山毕业后，先后到澳门及广州行医，开设药局，除获粤、澳富商支持外，并得杨氏出手相助。孙氏于澳门草堆街所开办的中西药局，乃透过杨氏推介，获其七妹夫吴节薇担保，向当地镜湖医院借得本银2000元，用作赠药施诊。由于医术高明，孙氏誉满濠江。然因遭当地医师排挤及镜湖医院的司事、中医所忌 ，只得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杨氏毅然将其澳门龙崇街大楼转让给吴节薇，资助孙氏开业 。当孙中山行医于澳门之际，其往来“同志”，唯独同乡“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相与畅谈时政”。 至1895年于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鹤龄及其侄心如二人即加入成为会员，支持革命。 由此可见，孙、尢、陈、杨四人，均为清季革命运动始起之早期同志。此“四大寇”得以名垂革命史之由来。

辅仁文社，乃由中央书院之谢缵泰，联同同学陈芬、周昭岳、黄国瑜、罗文玉，及圣保罗书院之杨衢云，圣约瑟书院之刘燕宾，时常聚会，讨论时局而产生。其初聚会地点分别为：刘燕宾任职的炳记船务行、杨衢云任职的招商局、胡干之任职的江记船务行及谢缵泰的住宅永胜街11号。 ^[3]

1892年3月13日，上述七人义结金兰，共订盟誓于中、英文铅字印刷的《兰谱》中。遂成立“辅仁文社”于港岛百子里1号2楼。以杨衢云年纪居长，共推其为社长。《兰谱》内具拉丁文“尽心爱国”（Ducit Amor Patriae）作为座右铭，并具英文《社纲》，共计六条：（1） to purify the character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degree;（2）to prohibit indulgence in the vices of this world;（3）to set an example for future young Chinese;（4）to improve in all possible ways Chinese and foreign knowledge from both a civil and a military point of view;（5）to obtain a good knowledge of Western science，and learning;（6） to learn how to be and act as a patriot，and how to wipe out the unjust wrongs our country has suffered.现将其译述如下：

（1）培养至善纯洁之人格；

（2）避免沉溺于当世之恶习；

（3）作为未来中国青年之表率；

（4）通过可能途径增进中外、文武学识；

（5）增进西学新知；

（6）以爱国者自励自勉，消除吾国所受之乖误。

此外，尚有《辅仁文社序》，说明本“扶危济困”、“劝善规过”、“切磋琢磨”之友道，以此组织团体。 ^[4] 由此可见该社成立之初，已具英文之《社纲》，藉以说明其成立之宗旨，而华人组织团体，竟以英文撰写社纲，前此所无，于此亦可见其“洋化”的转变。

新成立之辅仁文社，社员增至17人，其时姓名可考者，据冯自由早年著述，计共9人，然不止此数。 社内购置新学书报，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为“港侨设立新学团体之先河” ，亦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先倡导改革的学会。 其时辅仁文社，虽以倡导西学、讲谈时事、宗尚改革为其活动方针，未具革命的激进性质，然由于朋党结集聚会，已引起“香港警吏之窥伺”。

关于辅仁文社的成员，谢缵泰曾指于该社成立前，他共有16位好友，其中获得其信赖者则为杨衢云、陈芬、周昭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6人。而据《辅仁文社序》所记，创会时“同志七人”，可知谢氏与所信赖者6人为创会会员。 ^[5] 其次，据冯自由所述，其成员为16人，除上述7人外，尚有温宗尧、胡干之、何汝明、温德4人，而温宗尧与温德同属一人。 又谢缵泰尚提及陆敬科与其IuKui会之友人居于百子里3楼，陆敬科亦应为该社成员。 ^[6] 而邹鲁则列黄咏商为辅仁文社社员 ，此外与文社尚有关系者为尢列及陈勋二人 。故辅仁文社17名社员中，已知加入及具关系而可稽者，计共14人。其中以杨衢云、谢缵泰两人最为重要，盖因杨氏曾任社长，而谢氏则为“辅仁文社之成，端赖其力” 。首述二人生平（见表2-1）。

杨衢云，原籍福建海澄，幼名合吉，字肇春，衢云一名为其义兄瑞云所起。 祖父福康出身廪生，曾任官，后移民英属马来亚之槟城（Penang）。其父清水出生于此，后回乡再至香港，任港府辅政司通事，并于各院任教，娶东莞郑氏为妻，生衢云。早年随父读书，14岁至香港海军船坞学习机械，不慎伤右手断三指。又获英人总技师白礼仁之助，夜习英文，且肄业于圣保罗书院，并具基督教信仰，由是得识西学。先后任职圣约瑟书院、招商局书记及沙宣洋行（David Sassoon Sons &Co .）副经理。冯自由谓其“为人仁厚和蔼，行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并谓其精于拳击，每见国人受到洋人欺凌，时常打抱不平。 稍后与谢缵泰等中央书院学生交往，共同创立辅仁文社，以年长而被推为社长。时因尢列推介，得与孙中山认识，孙、杨一见如故，“欢甚，由是朝夕常至，至则抵掌而谈，达旦不倦”，是为二人日后共同倡导革命之由来。

谢缵泰，广东开平人，字圣安，号康如。父日昌，于澳洲营商，开设泰益号，经营出入口贸易，属洪门三合会，故具反清复明思想，以此教导二子缵泰、缵业。谢缵泰于悉尼（Sydney）出生。7岁时受洗，成圣公会信徒，然自谓乃儒家思想支持者，16岁回港，入学中央书院，毕业后任工务局书记及买办之职。在中央书院就读时，已经认识校内外关心国事的爱国青年，遂与杨衢云等合组辅仁文社。 ^[7] 谢氏擅长英语、数学，时常于本港中、英文报刊如《华字日报》、 Hong Kong Daily Press （《孖刺西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其言论尤多改革主张。1898年绘制著名的《东亚时局形势图》，警醒国人关注列强瓜分中国，被视为近代中国首出之政治漫画。 由此可见，谢氏凭其西学新知，从而成为一位具有改革及发明思想的爱国者。 ^[8]

1895年，辅仁文社以杨衢云、谢缵泰为首，加入孙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遂投身革命。辅仁文社一派之黄咏商及杨衢云，亦先后出任香港兴中会会长，参与策动1895年广州乙未之役、1900年庚子惠州之役，杨衢云亦因暴露身份而被清廷派人暗杀致死。谢缵泰愤而策动1903年壬寅广州之役，结果失败，谢氏此后遂告别革命。1924年以英文撰写《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The Chinese Republic :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一书，为其个人生平、辅仁文社及兴中会时期留下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具有中英双语背景的新一代华人知青，以孙中山等四大寇及杨衢云等辅仁文社成员为代表，共同出现民族觉醒，终于促成省港澳“新青年”对中国前途的关怀，逐渐出现“串连”的现象。原来孙、尢、陈、杨四人所集会之杨耀记，亦为孙氏同学、同乡兼挚友的郑士良、陆皓东自粤来港下榻之地，故该店被称为“革命党最初之政谈俱乐部”。 其次，由于尢列的关系，孙中山与杨衢云亦得以结识，二人相见甚欢，时相会面，每每抵掌谈心，通宵不倦。杨氏且时至香港西医书院宿舍，与习医的孙氏及其同学关景良等，“痛陈国人迭受外人欺侮之愤慨，及应急起图存之必要”。 时孙氏并以“衢哥”昵称称之，二人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论者且谓孙氏之反清及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颇受杨衢云之影响。

1892年孙中山于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于澳门及广州行医。首至澳门设中西药局行医。其时“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数人往来石岐、香港、澳门间，相与畅谈时政” 。或谓孙中山已经开始成立“少年中国党”，期望以改造中国为宗旨，谋以和平手段，借请愿方式争取当道接纳。 继至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于1893年冬又与郑士良、陆皓东、尢列、陈少白、周昭岳、魏友琴、程耀宸及程璧光、奎光两兄弟，共同聚会于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讨论时局，并且提议成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是为兴中会创设的起始。

及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大败，省港澳的“新青年”遂起而反清，促成清季革命运动的诞生。

[1] 冯自由：《尢列事略》，《尢列事略补述一》，《革命逸史》第1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40、47—48页。尢列于1892年任职港府华民政务司署（C.S.O .）之中文文书（Chinesewriter），年薪为180元，见 Hong 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92，p.-140.

[2] 尢列：《对时局之宣言》，尢嘉博编《尢列集》，香港，自印，2002年，第239—240页。自述参与兴中会及同盟会的活动。冯自由：《中和堂小史》，《革命逸史》第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130—132页。冼江：《尢列事略》，尢嘉博编《尢列集》，香港，自印，2002年，第71—73页。尢列在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于1901年南下新加坡，于华埠牛车水悬壸行医，结识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为孙中山于星埠创设同盟会打下基石，参见Yen Ching-hwang（颜清湟），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41-47.

[3]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pp.15，7-8.

[4] 杨拔凡在《杨衢云家传》（1955年冬）中，谓于谢缵泰家中，得见此中英文《兰谱》，内有座右铭及社纲。辅仁文社序及社纲，Hsueh， Chun-tu（薛君度）从谢缵泰儿子处得到，首见于其撰文“Sun Yat-sen，Yang Chu-yun，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in Revolutionary Lead ers ofModern China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03，note 3；后影印转送贺跃夫（见贺跃夫《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 页）：“兹我同志七人，以为此社名曰辅仁文社，但愿同心同德，有始有终。”Tse Tsan Tai， op. cit.， p. 8.

[5]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p.7.贺跃夫：《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4页。

[6]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op.cit.，p.8.马小进的《香江之革命楼台》[《越风半月刊》第12期（1936），第1页]则列胡干之、温宗尧、陆敬科3人，故陆氏应为社员。

[7]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op.cit.，p.7.Sonia Lightfoot， The Chinese Paint ing Collection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 （1858 -1937），Lewiston: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8，pp.21-22.

[8] 谢氏生平始见于Chesney Duncan的 Tse Tsan Tai 一书及冯自由的《老兴中会员谢缵泰》（《革命逸史》第2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3 页）。关国煊：《谢缵泰1872—1937》，《传记文集》第46卷第5期（1985），第141—143页。杨拔凡称誉谢氏“不失去其中国人灵魂，此为其最可贵之点”。见杨拔凡、杨兴安《杨衢云家传》，香港，新天出版，2010年，第39页。 i4DX4c9Fpjk/8s58aBLa93eAHBkcfvRywFzzaNmm6xGFiB8JCvxXe++ZQXqXfV/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