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世纪下半叶，地处天南海角的香港，即在上述中西文化交流的环境下，涌现出一批精通中英双语的华人精英，面对祖国之种种危难，遂凭借其身处殖民地，得以接触及体验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起而参与国内模仿西法的洋务运动建设，并进而倡导维新，力主学习以英国为代表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体制。前者如容闳、黄胜、伍廷芳，参与兵工、留学、外交等洋务事业的擘划。后者除南寓香江之王韬外，尚有陈霭亭、何启、胡礼垣等，借用报刊以文字倡言变法维新。而香港华人精英由是与清季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发生密切关系，成为清季沿海地区首倡改革的先驱。上述人物，除胡礼垣外，容闳、黄胜、伍廷芳、王韬、陈霭亭、何启等，皆由于具有基督教背景，得以获取西学新知而成为改革人物，故被美国史家Paul Cohen标贴为“基督教改革者”（Christian Reformer），香港双语华人精英遂成为全国瞩目的改革家，香港亦由此一跃而成为清季海外华人改革言论的中心地带，而孙中山之革新思想即由此而起。
其时最早来华宣教之英国伦敦传道会，于鸦片战争后，由马六甲迁至香港，于港岛荷李活道建立华人教会道济会堂。该会华人牧执、传道、信徒，分别为王煜初、区凤墀、黄胜、何启等人。而孙中山就读之香港西医书院，即与该堂邻接。
其中王煜初、区凤墀、何启均与孙氏情同师友。伦敦传道会之华人传道、信徒，自鸦片战争以降，早已倡论革新。前有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提出《资政新论》，继有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倡导变法自强。而更重要的则为何启、胡礼垣二人，于1887年起而指出清廷洋务兵工建设，皆属枝节，根本之图在于刷新内政，提出以“民政为本，军政为末”，力主政治上复“民权”，行“君民共治”的立宪政体；经济上兴办铁路、轮船，发展私营工商业，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教育则主力求西学，学习西方知识，建立新式教育。二人日后出版《新政真诠》一书，为二人新政言论变法思想之代表作。
据谢缵泰所言，康梁维新一派，大多捧读何胡二人之著述。
[1]
与此同时，道济会堂牧师王煜初，亦于《万国公报》发表改革主张，力主禁烟，改革汉字；建议起用传教士翻译西书，协助变法；设立商部，发展商业；兴办大中小学，培育人才等。
而区凤墀亦从事禁烟运动，提出改良农业、兴实业、办教育、改良军旅等主张。
由此可见，19世纪下半叶道济会堂教牧及信徒，相继倡导改革言论。而值得注意者为青年时期的孙中山。1884年5月4日，美国公理会喜嘉理牧师（Rev.Charles B.Hager，1850—1917）为孙中山洗礼入教，其后孙中山常至道济会堂参加聚会崇拜，得以听道于王煜初牧师。王牧之子王宠惠（1881—1918），日后撰写《追怀国父述略》一文，指出孙中山“与先君子相过从，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二人相处，恍若志同道合”
。而区凤墀、何启又先后为其中文及医学老师，关系密切。孙氏对区、何的主张，自然熟悉。孙中山日后发表农业改良言论，以至《上李鸿章书》（1894），指出清廷船坚炮利改革是“舍本图末”，与何启、胡礼垣重视体制改革言论相同；且对何、胡重视日本明治维新，孙氏深表认同，主张中国实行“日本化”，进而建议施行富强治国之四大纲领，此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尽其流”，而归结于“推行农政”为其时之急务。后者又可见区凤墀主张之影子。由此可见，香港实为孙氏革新思想之温床。
[2]
故香港与孙中山革命思想，其关系之密切可知。
然而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孙氏益感清政府之腐败，无力改革，遂毅然起而以武力从事革命。
[1]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p.15.
[2] 何胡重视日本明治维新，见李金强《香港华人与中国——何启、胡礼垣之个案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41、47—48页。赵雨乐：《何启、胡礼垣的日本观》，《文化中国的重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与活动》，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年，第23—35页。李金强：《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的求学与革命》，香港，孙中山纪念馆，2008年，第80—88页。Lyon sharman， Sun Yat-sen ，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pp.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