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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于清季倡导革命，建立兴中会与同盟会，揭橥三民主义，创建民国。然新建民国，不但未能致国家于富强地步，反而陷家国于内战外侵之局面，至有“人民深遭痛苦，乃责革命家之造乱”，而倡导革命之孙中山亦备受责难。如何在革命破坏后重建国家，实为孙氏所念兹在兹者。
1923年年初，在陈炯明叛变被滇、桂军击退后，孙中山又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发表联合宣言，拟采联苏政策。遂由上海南返广州，决定重组政权。与此同时，为向在华首强的英国示好，遂有同年二月中旬香港之行
，受到香港总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 1876—1947）之款待。其间2月20日，至香港大学陆佑堂发表演说，讲述其革命思想之产生。他说：“我于何时及为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为香港。”
直指香港为其革命思想缘起之地。
孙氏进而剖析其革命思想缘起与香港之关系。他将香港与故乡香山两地的社会与政治作比较，发现香港“市街……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贿之事绝无仅有”，而故乡及内地反是。遂下定决心改良中国“恶政府”，并抛弃其“医人生活”而从事“医国事业”，并谓“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从而引起学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缘起之研究，提出除与香港有关系外，或谓源于檀香山，或谓始于中法越南战争，或谓来自洪秀全之太平天国革命，或谓受到师友如郑士良（1862—1902）、杨衢云（1861—1901）、何启（1859—1914）、区凤墀（1847—1914）、王煜初（1843—1903）、郑观应（1842—1922）等之影响。其中孙中山革命思想缘起于香港的观点，虽未获学者如张玉法、陈锡祺、Ly-on Sharman、Harold Z.Schiffrin等完全同意
[1]
，然综观孙氏一生，其中青年求学时期，先后于香港生活达八年之久，于香港西医书院习医的大学时期，尤为关键。
一直以来，香港出身之学者如吴伦霓霞、霍启昌、黄宇和亦相继就此探析，关注香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所起之影响
，故香港因素，显然未容忽略。
现就地缘、人和及思想三方面之新角度说明之。
[1]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1975年，第143—150页。张氏指出孙氏对基督徒演讲，则谓受教会学校教育及外国传教士自由精神的感染。对国人则谓乃外国侵略，清廷无力抵抗所致。在香港大学演说则强调革命思想起自香港。并参见Lyon Sharman， Sun Yat-sen :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p.28，认为宜将上列各种因素合而观之，始能说明孙氏成为革命家之原因。陈钖祺：《孙中山革命思想产生和革命事业的开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5—82页。并参见Harold Z.Schiffrin， SunYat-sen andthe Origins of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p.1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