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澳门、香港，三地均为明、清两代华南地区的著名对外贸易港市。广州与珠江口东侧的香港距约150公里，与珠江口西侧的澳门则距约156公里，而香港与澳门相距38海里。彼此均藉物产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为其腹地，进而联结中外，促成中西文化交流，至近代遂成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及中西文化荟萃的滨海新地域。 就省、港、澳地理而言，广州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而香港与澳门分处于珠江出口入海的东西两岸，呈一三角形地带。广州处于锐角尖，港澳分处两侧而成前卫的态势，三地随着时势推移，其发展过程遂产生分合互补的动能效应。

广州为广东省省会，乃该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汉代以降，已具城市规模，且为我国华南对外主要贸易港，至唐代设市舶司，番舶云集，始设蕃坊，让外人聚居，贸易至盛。至明、清，欧人东来贸易，于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实行闭关政策，指定广州一口通商，遂得以独占对外贸易之利。及至鸦片战争后，依据条约，清廷割让香港及开五口通商，广州为五口之一，遂成条约港口。以沙面为租界，各国领事馆、银行、洋行相继设立，洋房、马路日见增设，呈现近代化的城市景观。然而其对外贸易的地位，渐为他口如上海及英属香港所夺。此因1854年两广天地会响应太平天国洪秀全于金田村起事，会众头裹红巾，腰束红带，号召“复明兴汉”，于广州起事，蔓延两广，是为“红兵之乱”。兼且1856年发生“亚罗号”（Arrow）事件，英军进兵侵略广州，民众发动火烧十三行商馆区的行动，全区化为焦土，继而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粤省绅商富户、外商，相继南移香港，广州对外贸易地位一落千丈。可是广州港市贸易的特性，仍然持续，实为国史上历久不衰的“长春”港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基督教差会如伦敦会、美部会、浸信会、长老会及三巴会相继派遣传教士，由香港入粤建堂宣教，并开办教育、医疗及出版等教会事业，西方文化由是植根广州。

澳门为珠江口外的泊口。至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于葡萄牙租借澳门，其地始见显达。明、清两代，辖属香山县，在清廷实行“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地方行政体制及葡人租借管治下，逐渐发展对外贸易，凭借帆船贸易，通航欧、美、亚各大洲，于16、17世纪成为华南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实施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澳门以其外港地位，成为外商入粤贸易之基地。及至香港开埠，澳门失去其远东贸易中心的地位，渐由转口贸易转变成为赌埠，至今遂成“东方蒙地卡罗”。随着清廷积弱，葡人于1887年与清廷签订条约，转澳门租借为占有之。葡澳遂进行近代城市建设，建马路，设下水道，起洋房，提供自来水，近代城市景观由是确立。就文化而言，随着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东来开教，澳门遂成为天主教来华宣教的前哨站，继而传教于越南、柬埔寨、海南岛，并负起管理日本、朝鲜教务的职责，故为远东天主教的教务中心，而享有“东方罗马”之美誉。又先后兴建17所教堂，以圣保禄教堂（俗称大三巴寺）最为著称，内设修院，讲授拉丁文、伦理学及神学，中西文化由是交汇于当地。

至于香港，明、清时隶属新安县。由于地处海口，向为中外海舶汇集之港湾，至唐代屯兵驻防，遂以屯门一名著称。 及至鸦片战争后，由英国占领。凭借优良港口的地理条件，并在港英当局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下，1850年代以降，国内动乱相寻，导致大量人口南移，人力、财力结集于本地。兼且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后，加开通商口岸，扩大国内贸易，遂刺激本港商贸航运发展 ^[1] ，而近代市政，如卫生、警察、新式教育以至银行、轮船交通的相继建设，使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与亚洲、澳、纽、欧、美各地间的转口贸易及航运枢纽，从而由“一块石头变成世界上重要的转口港” ^[2] 。与此同时，近代西方文明诞生地——英国的政教体制亦随之移植本地，使香港具备西方三权分立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而英国伦敦传道会、圣公会，美国浸信会、公理会等亦相继在港宣教，教育与医疗并重，西方文化自成一帜，出现大批具有西学新知的双语华人精英。 ^[3] 香港遂成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文化的窗口。

上述广州、澳门、香港三地同属对外贸易的港市，并同属岭南广府的粤语文化带，具有共同的语言及文化特征，且三地邻接。 至20世纪，由于人口自由流通，且因贸易关系，三地的航运及陆路交通相继兴办，得以互通声气。就航运而言，自19世纪40年代以降，外商已有小轮行驶省、港两地。继而组建省港快轮公司（Hong Kong and Canton Steam Packet Company）、铁行轮船公司（Peninsular&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以轮船行走省、港两地，至1865年，省、港、澳的来往客轮，已达14艘之多。同年，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 Kong，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mpany）成立，专营三地航线。而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mpany， 1872）、轮船招商局（1874）亦相继加入经营。至19世纪80年代，省港澳轮船公司的河南、保安、白云、香山等客轮，太古的怡昌、汉口等客轮，均有每日对开三地的航班。就陆路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1911年全长125哩的广九铁路落成通车，省、港、澳三地的区域交通网络亦由是完成。 ^[4] 上述近代省、港、澳三地的血缘、地缘之同源及新式海陆交通的相互连结，以至密切往来，逐渐形成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区域网络。

此外，三地又为外力所侵，故为西商、西教云集之区，成为中西文化流播汇集之地，且为列强侵华的桥头堡，民族主义油然而生。省、港、澳之华人新生代，目睹港澳的优越体制及建设，面对清政府之无能，对外不断失败，社会民生之凋敝，感触尤为深切，遂起而高唱反清，省港澳逐渐成为清季革命党的原生地及温床。 ^[5] 此即日后，出生于香山县的孙中山（1866—1925）及其革命同志所处的地域。而孙氏及其革命同志早期的生活、经历及其后革命事业的思想与活动，乃来往于省、港、澳三地，并在此一地域地缘的历史、政治、交通及文化氛围下孕育而成。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其长兄孙眉，同乡陆皓东、杨鹤龄、刘学询，均成为其革命的伙伴及支持者。其在离乡求学时期，逐渐产生革命思想并建立革命人脉，均与粤、港、澳三地具有密切关系。就广州而言，孙中山于1886至1887年间，至广州博济医院习医，得识同学郑士良，并结识时在广州算学馆求学之尢列。就澳门而言，此乃其回乡必经之地，由是得与寓居澳门的著名改革家郑观应结识，这对孙氏革命思想之孕育产生互动作用；而土生葡人飞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及当地赌商卢九、怡若父子，亦于此时相识，均对其日后之革命提供助力。然更重要的则为香港，此即孙氏青年时期接受中学、医学教育及归信基督教的所在地。孙氏在香港，不但获得了信仰与专业知识，而且产生了政治革新思想与理念，并起而倡导革命。此后从事组党、筹款、宣传、购买军火等活动，以至于策动武装起义，均以香港为大本营，促成近代中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1] 王韬：《香港论略》，《弢园文录外编》（1883），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重印，第37—58页。王氏谓：“值江浙多故，衣冠之避难至粤者，随海舶来，必道香港，遂为孔道，香港不设关市……行处者乐出其境……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94-196.

[2] 吴伦霓霞：《香港自由地位的建立——从一块石头到转口港》，《历史月刊》1990年第32期，第106—117页。又清季内地香港贸易的紧密关系，促成香港的兴起，可参见K.C. Fok（霍启昌），“Hong Kong'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Late China Period”， Lecture on Hong Kong History :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0，pp.97 -117.G.B.Endacott，“Forward”， An Eastern Entreport : ACollection of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1964，pp.VI—XVI.

[3] 王韬：《香港论略》，《弢园文录外编》（1883），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1—262页。李金强：《胡礼垣与戊戌维新》，《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 Elites ， Middlemen ，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11，139-171。“The Contribution of Missionar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in A Sense of History ，Hong Kong: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1995，pp.285-304.

[4] 省、港、澳关系的建立，可参见《百年来港澳交通史》、《百年来省港关系发展史话》，鲁言《香港掌故》第三集（1981），香港，广镜出版社，1977年，第100—105、167—181页。关于省、港、澳航运业，参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辑，第149、237—240、516—523页。《支那省别全志》，东京，东亚同文会，1918年，第494—496、498—499页。又参见“Hong Kong， Steamers”， Hong Kong Daily Press ， 25 Oct.， 1882， 28 Oct.， 1882， 29 May，1886.徐曰彪：《近代香港航运业的兴起》，《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第192—193、200—205页。Daniel Y.K. Kwan（关一球）， Marxist Intellectual and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 A Study of Tang Zhongxia （1984—1933），Seattl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pp.52-58.广九铁路的修建，参见李恩涵《中英广九铁路的交涉》，台北，第139—172页。邓开颂、陆晓敏：《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89页。并参见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1990年，第119—124页。

[5] 参见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Midigan，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1970，pp.1-6.粤港澳新生代华人的反满，可以孙中山、尢列、陈少白及杨鹤龄“四大寇”为例，参见李金强《中山先生与港澳》，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99—102页。自甲午至辛亥时期反满之民族思想，可参见李国祁《甲午战后至抗战以前我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8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44—850页。 60O7Xm0WYI2AIstl4UZ5bvUr8lAhvEb7sSuiLsZofcG/Rk/rXdBsn25jjYWFMd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