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1839—1842）以降，西方列强进侵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丧失主权，包括协议关税、开埠通商、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最惠国待遇、割让租界，以至海关管理权、内河航行权、铁路敷设权、矿山开采、外资设厂，列强易取易携，中国已成“次殖民地”，民不聊生。自太平天国起义以降，民变四起，清季国家与社会出现存亡之危机，遂触动官绅及民间知识分子救亡之决心。 其中值得注意者为沿海沿江所开之条约港口，门户洞开，西方文化涌入，促成所在省、市中西文化交流，形成晚清之新社会及新观念。其中滨海、临江口岸之官绅与新社会群体如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新军、企业商人、华侨、妇女等，逐渐衍生出对欧美先进国家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模式的向往。 ^[1] 随着外力不断入侵，在清政府对外失败及屡丧主权之背景下，朝野起而提出学效欧美体制的革新方案要求。在华南地域，以省（广州）、港、澳三地为首，由于为西方诸国来华活动最早的桥头堡及英、葡割占的殖民地，“夷风染习”而自外于中国，从而成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源地。

[1] 对英、法、德、俄四国模式的追寻学效，参见鲍绍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69页。对美国建国模式之向往，参见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the Making ofModern China 1857—1927，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7-119. /CW+YNbKR1SXBC2BFy8CL/scJ0fbZhKpJgoR+0BR4ra0/smgn44vf8aV38Mkcw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