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自嘉道中衰，其时官绅即在儒学之熏陶下，出现经世治国思想。其中尤以龚自珍（1792—1841）、林则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等为甚，相继借助儒家及传统思想，讲求师夷长技，主张学习西方，寻求治国经世之道，咸以追求富强为归趋，此即洋务运动产生之思想背景。 1860年前后，清廷处于太平天国之内乱及英法联军进侵之外患之中。前者攻陷南京，后者攻陷北京。咸丰帝北走热河，全国震动，如何平内乱，弭外患，卫戍京师，遂成朝野间具有经世思想的有识之士殚思究心之课题，他们相继提出师夷长技之方案，此即师法欧西造船制器，以至于练兵自强之筹议。其间目睹1860年太平军席卷江南，进攻上海，以数万之众而不敌于英、法训练千余人之洋枪队。其次，英法联军直逼京师，僧格林沁之八旗劲旅为英法联军所大败，溃不成军，英法联军由此入京，火烧圆明园。西洋之船坚炮利，历历在目。故战后以中枢恭亲王奕、文祥（1818—1876）、桂良（1785—1862），中兴名臣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1823—1901）为首，同感西人船炮利器，无坚不摧，而深感学习西洋船炮之迫切。早于1858年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已指出西方轮船及洋炮为中国所罕见。至1862年曾氏即明言：“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炸炮造轮舟等为下手工夫。”1863年李鸿章亦已觉醒：“西洋炸炮……战守攻具，天下无敌。”翌年，李鸿章致函恭亲王即说：“泰西各国……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当中以恭亲王及其左右手文祥目睹二次鸦片战争，为英法联军所败，感触最深，起而联络汉人督抚如曾、左、李等，推动自强。 其后总理衙门总结与各省督抚的讨论，遂奏称：“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度时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即在谋求自强，师法西洋技艺，遂展开清季之“自强运动”，又因学习西方之外交、军事、技艺等洋务，又称“洋务运动”。时在同治、光绪之间（1860—1894），推行长达34年之改革新政，亦称“同光新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和约，英、法、俄、美四国首先驻使北京，是为近代中国推行中央外交之始。故清廷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主理外交及洋务。由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主理，并由两江及直隶总督兼领南北洋通商大臣，协助筹划及实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最具代表。其中，淮系李鸿章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前后25年（1870—1895），最受朝廷倚重。 此外出身清流党的张之洞，则为后期洋务运动之重要推动者。 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1835—1911）不但提供洋务兴办意见，还以海关关税支持洋务新兴事业，为洋务经费来源之一。

而清季洋务运动，即在上述中枢与地方大吏的协作下，获得发展，相关洋务事业包括船炮、兵工、铁路、轮船、矿务、电线、海关，以至新式海军建军等重大项目，次第推行。

清季洋务运动，始于造船制炮，培训洋务外交人才，继而扩展至工矿交通电讯等企业，而最终目标在于建立新式海陆军，藉以保家卫国。论者将洋务运动之进程划分为三大阶段：（1）造船制炮，建立兵工业之始（1861—1872）；（2）工矿交通电讯及民生工业之建立（1872—1885）；（3）新式海军成军及其它企业之兴办（1885—1894）。

从上述三大阶段之洋务运动历程，可见乃由军事扩展至经济方面，其目标在于使国家达致富强之境地，因而洋务运动被视为中国现代化之开始。 其初造船制炮，皆由官办兵工业而起，包括于南京设金陵机器局（1865），上海设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设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设天津机器局（1867），制造新式轮船枪炮。就人才培训而言，于北京首设同文馆（1862），上海设广方言馆（1863），广州设同文馆（1864），培训外语人才，以应外交之需，继于福州设福州船政学堂（1867），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1881）、天津武备学堂（1886），广州设广东水师学堂（1887），培训新式海陆军官及造舰人才。继而派留学生，于上海设局，派遣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自1872至1875年，赴美入学。天津派遣淮军军官至德国学习军事，而福州则派遣船政局前后堂学生，分别至英、法留学，学习海军、造船。上述各工业皆由官办。

就工矿交通电讯民生工业而言，以官督商办企业为主。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开平设开平矿务局（1877），基隆开采煤矿（1875），黑龙江设漠河金矿（1888）；于天津设铁路公司，修筑京津铁路及延至关外（1887），台湾修基隆至台北铁路（1886）；天津设天津电报局（1880）；于兰州设兰州织呢局（1880），上海设机器织造局（1882），设华新纺织新局（1891），汉阳设汉阳制铁局（1890）。此外，尚有若干民间的商办企业，包括上海之洪盛米号（1863），以机器碾米，黄佐卿创办公和永丝厂（1882），祝大椿创源昌机器五金厂（1883），朱鸿度创裕源纱厂（1894）。在广州梁云汉创肇兴公司，经营海外航运及贸易。宁波则有通久源纱厂（1894）等。

上述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之各项洋务事业，相继兴办，主要分布于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宁波、苏州、杭州、温州、汕头、福州及基隆等，均为全国通商口岸之所在地，从而促使沿海沿江地域出现现代化兴起的现象。

清季洋务运动，推行自强新政，以兵工业始，而以新兴企业终，最主要的目标在于建立新式海陆军，藉以保家卫国。就新式海军而言，最重要的莫如在李鸿章的擘划下，于1888年成立的北洋舰队，拥有外购装甲巨舰——镇远、定远、来远、经远、致远、靖远六艘，镇守黄海，以日本为假想敌。1890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10位，日本为第11位。 就新式陆军而言，1860年后，由湘、淮勇营派驻全国战略要地，是为防军。挑选绿营精壮，仿照湘、淮勇营体制，重新编练，是为练军。防军、练军之装备与训练，除仍沿用旧式之刀矛、鸟枪、台枪及火炮外，始用洋枪、洋炮、洋操。 然于中日甲午一役（1894—1895），竟被明治维新后“新兴国”日本击败。淮军陆师败于平壤，北洋舰队熸师黄海，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随之而来为列强瓜分中国，国家处于极度危机之中，如何解救，遂为朝野念兹在兹，此即甲午战后，民间救亡运动之兴起。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高呼维新变法；一以孙中山、杨衢云为首，起而倡导革命。四人中除杨衢云原籍福建，余皆出生于广东，此为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之地域。同求国家改制，前者“因时修改”，而后者则为“创造奋斗”。 其中康、梁之鼓吹变法，于甲午战争之时，首起呼吁，并获国内官绅阶层的响应。

就此而论，康、梁鼓吹变法其来有自。前有欧美基督教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教、西学，继而倡言变法；后有沿海沿江省份出现变法家，早已倡议。

就欧美基督教传教士入华而言，乃以香港及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为其传教之跳板及基地，并以西学作为传教之手段，相继成为西学传播之中心，随着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之开放，开始影响各地官绅，其中尤以上海一地最为明显。 其方法乃由传教士组织学会，出版书刊，传播基督教义，及推介西学新知，进而向清廷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时以上海之广学会（1887年成立）为首，出版《教会新报》及《万国公报》，于传教之余，成为推介西学及倡言变法之平台，主其事者包括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oung J.Alle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传教士，先后翻译西方史地格致之学，推介西学，鼓吹变法，渐受朝野官绅注意，其中甲午战争前后李提摩太翻译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之《泰西新史揽要》（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林乐知出版《中东战纪本末》，并于《万国公报》发表变法主张，1894年孙中山之《上李鸿章书》亦发表于《万国公报》，于此可见。而广学会之出版物及《万国公报》，均深受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所喜读，此亦为康梁变法思想由来之一。

就沿海沿江省份之变法家而言，值得注意者为香港、澳门及通商口岸，皆为中西文化汇聚之地，亦为鼓吹变法之变法家“产地”。这些变法家成为康、梁倡导变法之前驱或同侪，包括省（广州）港澳之洪仁玕、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王煜初，福州之黄乃裳、林旭，上海及其腹地之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马建忠，平津走廊之严复，两湖之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他们相继提出整军经武、维护国家主权、伸张民权、行议会制度、发展工商业、广设西学书院等主张。 ^[1] 此为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维新变法前的萌动。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师从粤儒朱次琦（1808—1882），受学于礼山草堂朱氏，遂具有“舍汉释宋，以无欲为尚，而以经世救民为归”之器识 ，起而致力经史之学，究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经世致用为目标。康氏从而成为一极具自信而有平天下之志者。其后游历香港、上海，始悉西方文化之长。于1879年起“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 起而钻研西学，购读《万国公报》及西书译著，会通中西，逐渐产生变法思想。于中法越南战争（1884—1885）后，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图存（1888年）。至1890年于广州长兴里，开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等受教于此。先后出版《新学伪经考》（1891）及《孔子改制考》（1896年定稿），遂以“托古改制”为由，倡言维新，学习西方，成为清季鼓吹维新变法之领袖。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入读广州学海堂，习训诂辞章之学，才气高超。17岁中举，得闻康有为上书请变法，遂求见康氏，向其请益，听其议论后，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从而觉醒，遂入康氏讲学之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氏，用心陆王心学、史学及西学，参与校勘《新学伪经考》及分纂《孔子改制考》二书，继而协助其师推动维新变法之活动。 甲午战争（1894—1895）时，康、梁二人，同入京师，参加会试，时因清廷战败，中日议和，遂策动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都察院请愿，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是为著名之“公车上书”，传遍全国。于甲午战后，投身维新变法。于京师、上海成立强学会。梁氏至上海，初任李提摩太中文秘书，继任《时务报》主笔，著《变法通论》、《西学书目表》等，以其健笔而声名大噪，《时务报》于数月间，销至万余份，推动维新，流播天下。

与此同时，出身福州船政学堂，留学英伦皇家海军学院（RoyalNavalCollege），回国后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1854—1921），原籍福建侯官，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目睹甲午战败，于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提出维新救亡，主张禁鸦片及禁缠足，以“鼓民力”；废八股，倡西学，以“开民智”；设议院以“新民德”。与夏曾佑等于天津，创办《国闻报》（日报），主编《国闻汇编》（旬报），日报社论多有严氏手笔，倡导维新变法。 又译刊英国赫胥黎（T.Huxley）之《天演论》一书，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天演公则，成为其时维新变法的思想原动力。 难怪郭廷以称许严氏“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的所在” ，严氏遂成清季维新变法思想之旗手。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策动公车上书后，遂展开维新运动，其活动重点有二。其一，向上：康氏或以个人名义，或为台谏官拟奏，不断上书光绪帝，条陈改革建议，谋求借助皇帝，支持变法。 其二，向下：结集士群，组织学会及发行报刊，联络全国官绅。目的在于开风气，兴绅权，谋求结合官绅同志，结成士群，鼓动天下。

自1895至1898年，康、梁及维新人士，先后于北京、天津、上海、长沙、南京、苏杭、成都、广州，以至澳门，主要以通商口岸为其凭借，成立学会，出版报刊及办学，鼓吹变法，由是风动全国。

1895年，康有为于北京宣武门外成立强学会，继而于上海成立分会，获朝野官绅支持。一时之间，北京、上海遂成为维新运动南北两大中心。京师强学会随即发刊《中外纪闻》。该刊原称《万国公报》，后为避免与广学会所出版之《万国公报》同名，在李提摩太建议下改是称。而上海则创刊《强学报》，支持者包括张之洞、经元善、郑观应等人，而列名会籍，或参与会务者，除康有为外，尚有黄体芳、梁鼎芬、张謇、汪康年、黄遵宪、沈瑜庆，陈三立、岑春煊、陈宝箴、章炳麟等人。而康有为门人徐勤等则负责《强学报》笔政。后遭御史杨崇伊评劾，结果被下令封闭。成立不足半年，改为官书局，而告结束。 然将强学会余款，筹创《时务报》（1896），设于上海福州路，由梁启超担任撰述。该报议论新颖，大受欢迎，梁氏亦由是名重一时。而康有为即藉“任公文章之力”而得以蜚声海内。康梁合称，亦由此而起。上海俨然成为维新言论之中心。康梁藉立会、发行刊物鼓动舆论，全国各地亦相继随之仿行，维新变法之言论与思潮，由是流播。

其中最值得注意者为湖南一省，以长沙为中心，传播维新变法。原来康、梁于北京推动公车上书之时，即获湖南籍举人首起附和响应。及至康梁成立强学会推动维新，湖南官绅亦起而支持，其中以谭嗣同（1865—1898）最为热心，私淑康有为，发愤提倡新学，呼吁变法。 时值甲午战后，维新人士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黄遵宪（1848—1905）任按察使，江标（1860—1899）出任学政，于湖南一省共同推动新政，以新学课士，创刊《湘学报》，随之成立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等人入湘任教。 康有为之变法主张，遂得行之于湖南，从而成为全国推动维新最积极之省份。随着德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湖南维新人士于长沙组织南学会（1898），于湘省各府州县成立分支机构，由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士绅创刊《湘报》（1898），与《湘学报》一并成为发表维新言论之园地。 湖南一省，以长沙为基地，由是成为其时维新运动继京、沪后另一重镇。据梁启超所言：“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

康有为倡导维新之时，其弟康广仁及其门生，群集地近广州之葡属澳门，并在经济上获得当地绅商何穗田等人的大力支持，鼓吹改革，故何氏等为维新派在澳门发展的推手。他们组织学会，如天足会、戒烟会、戒蓄婢会及阅书报社，又兴学办报，推动思想启蒙。其中康氏门生陈子褒开办子褒学塾，后改称灌根学校，提倡基础教育及女学。1897年又出版《知新报》，亦由何穗田与康广仁主其事，与维新派于上海之《时务报》、长沙《湘报》，同为风行海内外的维新报刊。上述维新派在澳门的种种活动，被形容为“雄鸡一鸣，天下震动”。

由此可见，以康梁的维新派，于北京首设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继于上海成立分会，发刊《强学报》，是为清季官绅号召维新变法之起端。稍后遭禁，遂于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主笔政，言动各省。随着列强之瓜分中国，俄、德、英、日、法之划分势力范围，康、梁面对列强瓜分之危局，为求救亡图存，遂于1898年，北赴京师，再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推行新政，并结合各省士子，于京师开设保国会，议定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于北京、上海分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此即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相继成立，终于促成同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更新国是，前后102天，是为清季康、梁领导维新运动之高潮。

康、梁透过兴学会、办报刊、开学校，鼓吹变法，自下而上。其中学会开设于全国各省市，尤以京师及上海等通商口岸为主，推介西政、西学，鼓吹变法，维新氛围遂于1895至1898年间遍布全国（表1-1）。最终则透过不断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而得以成功，是为近代中国政治性社会运动之兴起。 自6月至9月间，光绪帝深受感动，遂起用康、梁一派，先后颁布推行新政诏令，达数百通之多。所行新政（废八股，办京师大学堂，省府州书院兼习中学、西学，发展新式教育；整顿海陆军；设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商会，发展新经济；谕令中央、各省改制，裁并冗员机构）牵动全局，守旧派因权力受到威胁，遂起而反对。其时变法任事者为缺乏政治经验及毫无实权的康、梁一派，而掌握实权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守旧派出手阻挠新政，进而发动宫廷政变，结果光绪被囚瀛台，维新派健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被捕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而康、梁二人则逃亡港澳与海外。百日之戊戌变政，则以政变收场，旧制完全恢复。 康、梁自此以孤臣孽子流亡于港澳与海外，继续活动，于加拿大另组保皇会，于美洲、南洋、日本各地及港澳成立分会，策动拯救光绪及反对慈禧的保皇运动，并于1900年，乘庚子拳变之时，发动保皇的自立军起义，可惜以失败告终。

戊戌政变后，慈禧一派计划废除光绪，谋立溥儁为帝，是为“己亥建储”，然却遭到海内外臣民及列强之反对，未能成事。慈禧以外人同情变法，援救康梁，且出手干涉废立光绪，由是怀恨，渐生排外之心志，终于乘义和团之兴起，纵拳排外，因而导致八国联军入京之国变。 综观庚子拳变，乃因外力侵迫，民生凋敝，导致山东出现义和团，继而发生拳变，慈禧乘时起用义和团排外，横行直鲁，京津随之动乱，引致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合组八国联军，进侵京师，北京继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再度沦陷。联军入京，大肆抢掠劫杀。 慈禧与光绪被迫西狩长安，而沿海沿江督抚，则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定，藉此避免战祸，此际清廷面临亡国，最终由李鸿章承担、折冲，被迫屈服于列强之下，签订辛丑和约，共计赔款4.5亿两，遣使道歉，惩罚官员，驻兵北京使馆，并延至海口一带，禁运军火，中国显然已成为“次殖民地国”。 而慈禧于西狩期间，为求对其所闯之弥天大祸遮羞，竟然同意变法，而其动机“实为对外献媚”，遂明诏推行新政，是为晚清十年新政（1901—1911）之改革，然其内容，不出戊戌康梁维新之方案。

[1]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82—87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前的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史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50—64页。胡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0—88页。并参见Lloyd E. Eastman，“Political Reformism in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ofAsian Studies ，Vol.XXVⅡ，No.4（1968）。 vQVOg/FKg/hOmNXq393gSwc+D402ymF5F5f6IBEhs7TnUdgLiPHLr/ugKrCsew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