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英签署《南京条约》，规定东南沿海地区，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清廷再度战败，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北京条约，又规定续开华北之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长江流域之汉口、镇江、九江、南京，粤东之潮州（后改汕头），台湾之台南、淡水，海南岛琼州等为通商口岸（或称条约港口）。随着此后对外交涉及战争继续失败，于中英马嘉理案交涉后（1875—1876）签订《烟台条约》，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广东合浦县南）。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签订《马关条约》，继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其间内陆城市，亦因对外失败，先后开西北之兰州，蒙古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新疆之乌鲁木齐、哈密，西藏之江孜、亚东，西南之腾越、蒙自、龙州、梧州，东北之奉天、安东（今丹东）、长春、哈尔滨等，共计开通商口岸达91个。而清廷之本部、藩部，南北，沿海内陆，相继洞开。

尤有甚者，甲午战败，俄德法干涉还辽，继而于1897年相继要求回报。遂出现德租胶州湾（青岛），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香港之新界，法租广州湾（湛江），进而划分势力范围，俄据东北，英据长江流域，日据福建，德据山东，法据两广云南，列强租占范围内之路矿权益，攫取所需利益。在此一瓜分背景下，朝野遂起而倡言“商战”收回权利，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让列强利益均沾。进而决定自开商埠，藉以抵制外来侵略。此即1898年恭亲王奕（1833—1898）等上奏“臣等再四筹谋，添开通商口岸，藉辟利源”，遂有拓展沿海、沿江、沿边商埠之决定：“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明令各省选择“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开埠，首开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三埠，而各省随之响应，继开广西之南宁，山东之济南、潍县、周村，云南之昆明，湖北之武昌，广东之香山，湖南之常德、湘潭，福建之三都澳，江苏之海州、浦口等市镇，共计35个。自开口岸遂有别于受到列强侵迫下所开之约开通商口岸。至此清季之通商口岸乃包括约开及自开通商口岸两大类别。

上述通商口岸中，上海凭借长江腹地丝茶资源，以及向洋通航之利，迅速成为外商云集，发展对外贸易，以至发展近代工业、金融及文化企业之地，居于全国通商口岸之首要地位。 ^[1]

此外，自鸦片战争以降，根据条约，通商口岸成为各国派驻领事官，营商兴业，建堂传教之地。驻地领事、西商、天主教及基督教之传教士相继进入口岸寓居，西式建筑、文化、生活或亦由此引入。直至辛亥革命前夕，通商口岸之城市景观，遂出现急剧之变化。此即在原有旧城围墙窄巷内之衙署、贡院、民房、寺庙、店铺、会馆等传统建筑外，逐渐涌现出一批设于城外之使馆、海关、洋行、工厂、银行等新建筑，出现了中西文化混合的城市新景观。在通商口岸内，逐渐形成外人新社区。而各口岸城市之社会生活，亦为之一变。洋布、洋服、洋食、西式建筑、汽轮、汽车、洋火等相继涌现。中华大地在西力冲击下出现了中西文化混合的新城市、新社区景观。 ^[2]

而全国沿海沿江之通商口岸，逐渐呈现其城市之新形态及特色：

其一，政治方面，透过不平等条约之签订，给予外人一系列之特权，外人于通商口岸设立居留地与租界，前者只容许外侨租地居留，后者则是指中国政府将界内土地整个租与外国政府。租界主权虽归中国所有，而其管治权则归外国政府及外侨，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其中天津租界即为英、法、日、美、德、俄、意、奥、比九国之租界，而上海租界及鼓浪屿租界则成为万国（公共）租界。

其二，经济方面，外人于通商口岸从事商贸、工业及金融等活动。就商贸而言，外人相继于口岸开设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行，较著者如英商太古洋行（Butterfield&Swire Co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 .），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 .）、美孚洋行（Mobil Co .），德商瑞记洋行（Arnhold&Karberg& Co .），日商三井、日清洋行，通过入口值百抽五及加征子口税2.5%之规定税率，又可免除厘金，遂得以扩大中国市场。至19世纪90年代初期，外商在华贸易达100亿两。就工业而言，兴办外资工厂，主要以冶金、纺织、造船、印刷、榨油、面粉等为主，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示例。此外，清季洋务运动的兵工、民生企业等，亦皆坐落于通商口岸，如上海之江南制造局、福州之福建船政局、天津之天津机器局等。就金融而言，开设外资银行，较著者如英国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麦加利银行（The Chartered Bank），法国之汇理银行（Banquedel' lndochine），俄国之道胜银行（Russo-Asiatic Bank），德国之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比利时之华比银行（Belgian Bank），日本之正金银行等。至1913年共有21家银行，100多家分行，遍布沿海地带。从事印发钞票，吸收游资等业务，外人遂得以主宰中国金融，并发展其在华之经济。

其三，文化方面，其时基督教与天主教相继来华传教，为求福音广传，遂藉教育、医疗、出版及慈惠等传教事业，作为宣教的间接手段，遂使西方的新式学校、西医、报刊传媒等于通商口岸设立，从而使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致使通商口岸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据点，影响清末民国新文化的诞生。 ^[3]

其四，社会方面，随着通商口岸出现租界，外人遂得以居停中国。洋行、工厂、学校、医院、报社相继设立，西方文化由是传入，促成传统中国社会产生蜕变，并在华洋杂处的社区中，渐见新生社群，此即新知识分子、企业商人，以至新女性相继出现。而衣食住行、礼俗、娱乐亦见更易，渐生“洋化”，上海即为明显例子。 ^[4]

从上述通商口岸可见清季中国在外力入侵下，西方事物进入，遂与本土文化相辉映，出现中西文化交流，其时之中国社会与文化，由此产生变革，通商口岸即为此一转变聚焦之地。

[1] 全汉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702—733页。参见Rhoads Murphey的 Shanghai :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一书。

[2] 辛亥革命前夕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市政建设及新城市景观，可参见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ondon:Penguin Book Ltd.，1974，pp.7-9.沿江通商口岸，以上海、汉口、重庆为首，并包括九江、镇江、芜湖开设的租界，发展新式工商企业及现代城市建设之概况，参见樊卫国《十九世纪长江沿岸城市的开放及其特点》，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00—112页。

[3]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2—319页。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兴办学校与医院，参见Irwin T. Hyatt， Jr.，“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77—1890: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od Works”，in Liu Kwang-ching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93-109.

[4] Jerome Che'n， China and the West ，London:Hutchinson& Co.Ltd.，1979，pp.206-234.福厦二通商口岸之例子，见李金强的《从福建海关十年报告 Decennial Reports 观察清季福建社会之变迁》。又参见闵王编著《影像辛亥：晚清社会》上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9-325页。指沿海较沿江的通商口岸，沾染洋气更甚。 F0hsNzCERPYcAp88EJWAn/Vwu0/uBp6OOlLjeyjW6Q3t8/xWsPWue7nIZQuEUO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