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世变，宜上溯至满族人入关，原来满族人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并于1644年，乘流寇亡明之际，由山海关引兵入京，取得政权，以异族入主中原，实行明朝体制，谓之“法明”，实行汉化，创建新王朝，此即史家所谓“明清两代，相沿不替”之成说。 此后历经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励精图治，劝农薄赋，复兴农业经济；继而平定三藩，收台湾，征服准噶尔蒙古，控勒新疆、西藏，击败俄罗斯。而滇、贵两省则行“改土归流”，边省日见“内地化”，“本部”扩大而号称18行省，终于建立汉、满、蒙、回、藏合成的多元民族帝国。“一国多制”，版图辽阔，仅次于国史上的元朝 ；而其人口亦由17世纪明清之交的1亿左右，渐增至19世纪中叶之4亿，堪称广土众民，是为中国得以成为东亚大国之凭借，此即“康乾盛世”之来临。 清人并以儒家“三纲”形成之“威权”意识形态、秦汉唐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作为统治体制，结合具有地缘色彩的士绅与宗族之社会基础，以及中国本部农业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得以垂治天下，此即类同许倬云所谓中国文化之“三元色”。 清廷在外交上行“朝贡体制”，划分与中国地理远近不同而分等的属国，实行以经济施惠“远人”，藉此宾服四邻之外交策略；由是成为东北亚、东南亚的“天下共主”，从而产生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建构“中华世界之秩序”。 ^[1] 难怪何炳棣以1683年至1800年代之盛清时期，媲美古罗马帝政和平时期，而冠称为“中华和平世代”（PaxSinica）。其时政清人和，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学术文化发达；故中国富强，其来有自 ^[2] ，此亦“中国中心”意识形成的背景。

踏入19世纪之初，传统中国政治的“治乱周期”，再次呈显于清王朝历史发展脉络中。此即人口膨胀，土地不足分配，出现人口过剩，传统农业经济出现危机，导致流民四窜，社会不稳。而君主政体的人治因素，随着乾隆晚年老耄废政，宠信和珅（1750—1799），导致官僚贪污，行政废施。而继任的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皆属守成之君，才具有限，终于先后爆发川楚白莲教之乱（1796—1804）、太平天国之乱（1853—1864），以致全国动乱。其后乱事虽然次第平定，而全国局部叛乱则仍然此起彼伏，未见止息，较著者为北方捻乱，西南、西北回乱，此后盛世不复。期间由于内乱，各省地方督抚，均被朝廷委以重托，膺命平乱，中央大权由是旁落，而地方日渐权重，已见割据分裂之端倪。 ^[3] 最为致命者，莫过于闭关自守，导致民族悲运之产生。原来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文化交流，从而得悉欧洲科技文明；然至雍正，厉行禁教，中西文化交流中止。此后百年，为西方工业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之时，中国因而无由得悉，日见落后，遂形成郭廷以所谓“中国近代化的延误” 。兼且其时世局大变，欧洲列强挟工业革命之富盛，本其新航路新大陆拓荒探险之精神，对外扩张，是为“新帝国主义”之兴起。时英、法、俄、德、意、美诸国，纷纷拓殖亚、非两大洲，发展势力。就亚洲而言，先至南亚、东南亚以至于东亚，后者以中国首当其冲，是为“西力东渐”。 其时欧洲首强英国，利用中英鸦片贸易纠纷之时机，借口中国通商限制，外交歧视，发动中英鸦片战争；以其精练海、陆强兵，配以工业革命先进技术创制之坚船利炮，一举击败仍持骑射刀剑火器等落后武备的清朝经制军——八旗与绿营。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确立领事裁判权，并接纳值百抽五之不平等关税协议，尽丧权益，是为近代不平等条约之滥觞。 ^[4] 其后西方列强及明治维新之新兴日本，洞悉清廷外强中干之“纸老虎”实相，相继以“炮舰政策”武力入侵，恫吓威迫，夺取利权，遂发生50年代之英法联军之役，70年代天津教案交涉、中日牡丹社事件、中英马嘉理交涉，80年代中俄伊犁交涉、中法越南战争，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以至庚子拳变、日俄战争。列强相继入侵，祸及藩属、边省，清廷对外交涉失利，开战则屡战屡败，兵连祸结，并签订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中国已成“东亚病夫”，而亡国迫近眉睫。 ^[5] 上述内忧外患，使清廷疲于奔命，而战火蹂躏地方，城乡残破，经济萧条，财政日见危困，只得苛税重剥，卖官鬻爵，政治更见腐败，清朝已然中衰。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前夕之中国，国势日见凌替，而清朝最终难逃覆亡之命运。

正当清室处于内忧外患的动乱之际，地方上汉族官绅以及民间汉族知识分子眼见满族“变身”之“华夏”王朝，已然衰颓，而亡天下之危机，日见迫近，相继觉醒，群起呼吁自强与救亡，此即清季改革与革命运动之所由起，而天下从此大变。

[1] John K.Fairbank，“A Preliminary Framework”，in John K.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14。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1卷，1980年，第61—106页。肯定“封贡制度”中国中心观念于清代国际关系运作的积极意义；清代朝贡制度之内容，可参见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朝贡体制下属国被迫履行义务之生动事例，可参见陈学霖《明永乐朝宦祸探索——黄俨奉使朝鲜事迹考释》，《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1995年，第174—206页；“中华世界之秩序观”至清末民国即受挑战而动摇，外蒙独立即为明显事例，参见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一书，台北，1995年。

[2] Ho Ping-t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 an Studies ，Vol.ⅩⅩⅤⅡ:2（1967），pp.189-195;John K.Fairbank ed.，op.cit，pp.1-4.

[3] 陈捷先：《明清史》，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第402—409页。对人口压力导致太平天国之乱及平乱后督抚权重作出详细分析，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及《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于李定一等编《中国近代史论集》，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2辑第2册，第16—81页；第2辑第5册，第85—100页。又参见魏克威《论嘉庆中衰的原因》，《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39—44页，指出嘉庆朝吏治败坏为中衰主因。又参见Susan Mann & Philip Kuhn，“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 of Rebell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ol.10，pp.104-144，指出人口压力为地方叛乱之根源。

[4] 关于鸦片战争成因及其影响，参见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变局》及曾祥铎《论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37、237—271页。又中外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阐释，可参见林增平、林言椒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3—246页。Robert Anthony:《哈佛学派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模式及近年所受到的挑战》，《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2期，第51—54页。谭中：《西方学者对鸦片战争性质的争论》，《国外中近代研究》1987年第9辑，第308—322页。又近代不平等条约由来，参见Wang Dong， China's Unequal Treaties : 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 ，Lanham:Lexington Books，2004，pp.11 -24.

[5] 荣孟源：《近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概述》，《历史教学》1952年第11期，第31—36页。清季不平等条约问题形成与发展，参见李恩涵《清季史实的线索与其解释》，《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3—37页。近代中国为列强侵略以至进入世界的过程，参见张振鹍《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有关问题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121—143页；并参见Immanuel C.Y.Hsü，“Late Ching Foreign Relations，1866—1905”，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Vol.11，pp.70-141. pXIQG4sK45LkQTk2RpbuZ/cqySHeT6gcMqr6QtG4yLIYjEeTDiGTi+US8XijQQ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