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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农村，自然是要下到最底层的。农村的建制以县为单位，下属若干公社，公社下有若干大队，大队下分若干小队。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机构是公社，相当于城市里的街道。很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时才了解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府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县政府就是县衙门，县长就是县太爷；而在农村，当代中国的政府机构则深入到公社一级，公社在1980年代初改为乡。
干部下放与知青下放不同。知青下放就完全成了农民，平时没有任何收入，要等到年底，地里的粮食上交给公社以后，根据一年中劳动所挣的工分才有一些现金分红。而干部下放后还是国家干部，每个月依旧拿原来的工资。
从南京出发，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卡车终于把我们送到了宿迁。我们家被分到宿迁县洋北公社导淮大队的百家庄小队落户。
公社名叫“洋北”，是因为地处名扬四方的“洋河酒厂”北边；大队叫“导淮”，是因为京杭大运河就从大队部旁流过。附近还有一个控制水位的船闸，南来北往的船只都要在这儿停泊，岸上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农贸集市。
由于我父母是国家干部，我也尚未达到“知识青年”的年龄（18岁），所以到了农村后我还要继续上高中。农村的高中很少，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位于公社驻地的高中（全公社只有一所高中），另一个则是去相邻洋河公社的洋河中学。这两个高中离我们家都有十多里路，洋河公社还非宿迁县所属，而归临近的泗阳县管辖。
和父母权衡再三，决定去洋河中学入读。因为那是所名校，师资力量较强，规模也大一些。联系学校他们也愿意接受，所以下乡没多久，我就成了洋河中学的学生。
在洋河中学，我一开始时是住校，后来因为学校伙食不好改为走读，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十几里的土路往往要骑一个多小时，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凑合，一下雨，很多路段就成了粘土泥浆，必须扛着自行车在泥浆中跋涉，苦不堪言。
到1972年，三年的高中生活终于结束，我也满了18岁。毕业后的唯一去向就是作为回乡青年，回到村里务农。
对于我们这些自幼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做农活还是非常艰苦的。夏天要顶着烈日到田里插秧种水稻，我记得当时后背常常被晒得脱皮，回家后睡觉都不能碰席子。冬天虽是农闲，可还是要出工修水利。所谓修水利就是挖土、筑堤、打堆，也是很重的体力活，还记得我回家以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倒头大睡。
冬天下雨下雪的时候倒是不用出工。庄里的农民大多是串门聊天、自娱自乐。我那时非常消沉，茫然地看不到任何前途或出路，唯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机会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大队所在地的商店里当个会计，或者到大队的机房当个机工，只要是非体力劳动的工作便是理想的出路。
百无聊赖之下，我翻起家中父亲从南京带来的一批英语教材和故事书。我当时对英文是大字不识一个，但书里精美的插图却非常吸引人，由此我就萌生了自学英语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