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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年的小学生活，前三年是自然灾害，后三年是“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大人们因为紧张的政治气氛和艰难的生存环境而忧心忡忡，但小孩子们则因年幼而无忧无虑，当然更不知道为父母分担忧愁。所以，至今我对小学的记忆都是充满着欢乐、自由和探险的。
1966年，正值我小学临近毕业时，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间天翻地覆，好人变成了坏人，尊敬的领导和老师们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街上处处都能看到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铺天盖地满满贴的都是大字报。
我的父母白天都不在家，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在家。他们都受到运动冲击：母亲被批、 父亲被打、红卫兵抄家 ……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孩子理应是很害怕的，可当时似乎也就麻木了。环顾周围，每家每户均遇到类似的困境，我们这些受冲击的家庭以及被殃及的子女，都不知道父母以后会怎样，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宋彬彬”，毛觉得不好，说“要武嘛！”宋彬彬马上改名为“宋要武”。此事一见报，一夜间全国数百万年轻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如“志武”“红武”“卫东”“保华”，等等。我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何勇”。
经过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全民闹“文革”的一段混乱时期后，1967年10月14日，“文革”中又号召“复课闹革命”，我被分到南京第十五中学读初中。入校后虽然开课，但没人有心思学习。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老师们在讲台前讲课，学生们背对而坐，有的说话，有的做别的事儿，老师也不敢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66、67、68三届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几乎全部发往农村。我那一届初中毕业生本该留城，分配到工厂工作而不必下乡的，但因为我的父母，我也下乡了。
那是1969年，南京市发动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也不知道是我父母主动请求，还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下放，我和两个妹妹也就跟着父母下放了。
父亲当时的思想很单纯，想法也很幼稚。在他看来，由于他的出身不好，他的父辈曾经剥削过穷人，他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改造才能脱胎换骨，才能与家庭彻底划清界线。母亲多年后曾流露出歉意，觉得自己下放不该把我也带下去，乃至连累我吃了七年的冤枉苦。不知怎的，我后来从未向父亲提及此事，恐怕是怕让他老人家伤感吧。
我（前排右）与初中同学，南京，1975年。
当时南京干部的下放去向是两个地方：江苏北部淮阴专区的灌云和宿迁。我们家下放所在地是宿迁。
我还记得我们是坐一辆有顶棚的大卡车离开南京的。当时同行的下放车队足足有几十辆卡车。车上的人和送行的人哭成一片，直似生离死别，好不凄惨。不过我们这一车倒是没人哭，毕竟全家人在一起。
1969年在南京流传着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车轮转动时，我想着的就是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