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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说说我的父母了。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
先说我母亲吧。她叫黄贤，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起初家境还凑合。她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曾在皇宫做杂事。姥爷有些文化，算是个文人，能算会写，平时给人写字做账，但并非固定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母亲4岁时，家中有5口人：我的太姥姥、姥姥、姥爷、母亲，以及我一个年幼的舅舅。由于那时家中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我太姥姥就决定下关东去讨生计，于是带着全家一起去了长春。因当时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一帮清朝遗老都在长春，太姥姥觉得那儿兴许能联系到太姥爷当年在皇宫里的一些关系，给姥爷介绍个工作。但是到了长春才发现，这些人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那时哈尔滨有个公司来长春，声称招有文化的人当会计，姥爷报名就跟着他们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骗。那些被招的人都被送去黑龙江铁力县的深山老林做劳工，伐木砍树。姥爷是文人，不擅体力活，加之随身携带的衣服不多，没多久就活生生地被冻死在林子中。
留在长春的一家人，靠太姥姥在长春头道沟为一个叫“北平站”的客栈做事养家。“北平站”的老板和伙计都是北京人，太姥姥就在那儿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一天赚几毛钱。我的姥姥身体不好，但为了维持生计，她去日本人办的宝山火柴厂做工，早上5点多就得出门。外面冰天雪地，她常常在冰上跌倒，摔得头破血流。在我母亲8岁的时候，我的姥姥就去世了。
太姥姥随后携我母亲和舅舅去了四平。太姥姥给人家做保姆，我母亲在一所免费的天主教小学上学。三四年后祖孙三人又回到长春北平站。
母亲在12岁时，经姥姥朋友的介绍，也进了宝山火柴厂做工。她小小的年龄，每天从早上5点半工作到晚上5点半，整整12个小时。
1947年年底，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前夕，中共地下党进厂宣传，母亲就加入了党组织，到长春外围做妇女工作，做军鞋、组织担架队。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母亲担负妇救会工作，其后跟随组织去沈阳。11月沈阳解放后，她又继续随组织南下；先到上海，后因语言不通，由组织分配到南京，任南京市总工会女工部科长、党政工团科长。
1955年南京市建立街道办事处机制，我母亲到五老村办事处担任主任，数年后转任书记，在此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末退休。
我家所在的街道叫五老村，我入读的小学叫五老村小学。
五老村原是一个不起眼的街道，后来因为卫生环境搞得好而名扬全国，成为样板。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也许记得毛泽东主席的一段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据说这就是为五老村题写的。
1960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五老村参观，就是我母亲和当时办事处的书记负责接待解说的。
周总理看到原来的臭水坑变成美丽的小花园，对五老村的卫生面貌、优美环境表示赞赏。客人一行参观了五老村幼儿园、五老村小学和街道的食堂，我还为周总理献花。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的这次来访，成为五老村一段引以为荣的历史，传为美谈。
母亲
与我母亲相比，我父亲小时候没受过什么苦。他1929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富裕家庭里。按照1949年后划分阶级成分，他家属于地主兼资本家。
父亲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老二，在家时佣人们都称他为“二少爷”。我父亲从小聪颖过人，弟妹们对他都十分崇敬。父亲在高邮读完小学和初中，随后上了江苏名校——扬州高中，今天说来，就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1945年父亲16岁时从扬州高中毕业，报考南开大学，被化学系录取。父亲其实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文科，特别是外国语言与文学。在南开待了一年后他决定放弃理科而改学文科，于是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并以优异的成绩得偿所愿。大学问家朱光潜、李赋宁等语言文学大师都是他的老师。
以父亲的家庭背景，他本应该潜心读书，学成后回乡继承家业。但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在学校里接触到进步人士和新思想，被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从而走上了与自己的家庭背景完全相反的道路。
父亲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父亲就随饶漱石南下至南京，担任南京市共青团宣传部长、团市委团校校长。1956年参加筹办《南京日报》，之后担任《南京日报》办公室主任兼编辑部主任。1963年，《南京日报》因经费拮据停办，他随后转去南京市第四中学当校长，直至“文革”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