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24日，我在南京出生。南京的冬天不常下雪，但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寒风萧瑟，雪花飘飘。我后来在网上查过，南京近百年来最低气温出现在1955年1月6日，达零下14度，正是我出生的那个冬天。

因为那年的雪特别大，父母就给我起名为“冬冬”——意为两个冬天。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才改为现在的名字。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也就是圣诞节前夜。不过在当时那个与外界隔绝、惧谈西方的年代里，没有人会把我的生日与平安夜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我出国后，美国人一听到我的生日马上就会说：“Christmas Eve ！”（平安夜！）而我通常的回答是：“It’s a day nobody cares about. ”（无人在意的一天。）——因为人们都在期盼第二天的圣诞节。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从没有给我过过生日，我也没有参加过哪个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在我们小时候，大家好像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

我出生时，父母住在南京市太平南路的“东白菜园”。听起来好像是乡村，其实那儿距民国时期的总统府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宴请国宾的中央饭店仅咫尺之遥。此地历史上曾是一片白菜园，后成为东西两条巷子。东白菜园和西白菜园均是一栋栋民国风格的小洋房，我们家就在临街的一栋小洋房的二楼。

我家在二楼有两个房间，还有楼梯旁一间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室外还有一个阳台，也是跟邻居合用的。在当时的南京，这已是很好的居住条件了。我家能享有这样的条件，原因是我父母均为国家干部，且级别还不低——父亲当时是南京市共青团宣传部长，母亲是我们家所在街道的办事处主任。

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全托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其实就在我家门口，但那时正值“大跃进”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展开之际，父母全身心地投入，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自家的几个孩子。

我有两个妹妹，我们兄妹三人的年龄很接近，都在全托幼儿园住读。所谓全托就是寄宿制幼儿园，每周只有星期天可以回家。我记得幼时的我在幼儿园思家心切，每天都盯着那扇锁着的大门，希望妈妈会突然出现。最难熬的便是夜晚了，瞅着凸凸凹凹的天花板，总是难以入睡。记得有几次，我瞅着幼儿园的“阿姨”没注意，偷跑回家，就像从监狱越狱逃跑一样。好在那时没有门卫把守，社会上也没有治安问题。每次偷跑回家，都被妈妈又送了回去。后来大概妈妈也心疼了吧，就决定不再让我上全托，而改为日托了，这样每天傍晚我就可以回家了。

“大跃进”过后没多久，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就接踵而至。全民饥馑，物资匮乏。根据中央决议实行完全供给制，全国创办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人人都吃食堂。可是食堂早上只有稀饭，中午和晚上每人只有一碗米饭，是装在一个陶瓷碗里的蒸饭，大人小孩都一样。长大后听我母亲说大人为了让孩子吃饱，自己常常忍饥挨饿，少吃或者不吃。后来我父亲还得了浮肿病，就是因为把饭菜省给孩子吃，长期忍饥挨饿。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我们家附近有个南京市很有名的菜场，叫科巷菜场。记得每天下午都有卡车运菜进来，车一卸货就有很多人蜂拥而上，抢吃青菜的菜心。我常常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去吃，主要是为了好玩儿。菜心甜甜的，倒也蛮好吃。

当时城市里的情况还好一些，农村就更糟糕了。很多农村人在农村没有吃食，便来城里行乞要饭，治安也成了问题。记得有一次，我跟母亲去鼓楼的食品大楼买了一包“油球”（用油炸的面团，里面有些糖）。我拿着那个装有“油球”的纸包，转眼间就有个人从我手里抢走，飞奔而逝，让我着实惊吓不已。多年后我跟太太聊起过此事，她说她小时候也有类似的遭遇，被抢过一个馒头。那个抢馒头的人一把夺过馒头，并在馒头上连吐几口唾沫，然后边跑边啃，吓得她大哭。因为饥饿，有些人已经失去理智而抢夺食物。 8LzF3az4SieGLeIbFkS4DH16Ja2cv0mgSzhRoO2olph0Rml5bnp9dH4q/vSQ77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