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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抵达美国的几个月里，一直处于紧张的学习状态，但是每天都少不了思念妻子女儿。
我和莉莉结婚后，分离最久不超过四五天。家人无法相聚的隔绝之苦是难以言表的。尤其当我接送别人家孩子时，总是想到“我们的潇牧在做什么？她都安好吗？”
我寄住的那个律师家的女主人某次跟我闲聊时，突然问我是不是离婚了。我吃了一惊，不知她怎么会突发此想。她解释说，在美国夫妻这么长时间不在一起是不可思议的，不人道的。当时我真想告诉她，在中国还有不少夫妻由于工作的关系分居两地呢。
我来美国以后，莉莉恰逢有个机会被学校送到南京的江苏教育学院进修一年，她于是顺理成章地把女儿带到南京，跟爷爷奶奶一起住。潇牧也因此成了我的“园友”，她白天上的五老村幼儿园，正是我50年代末上的幼儿园。
我们那几年来美国留学的人员年龄相仿，都是30来岁，也都各有家小，大家都在计划把妻子和孩子接来。我到美国不久后也开始操办此事。
当时很多人把妻子接过来陪读。所谓“陪读”，顾名思义就是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但我不愿意莉莉如此。她其实也是学者，聪明过人，我想她也应该来哥大攻读学位。
莉莉是当英语老师的，跟她专业比较对口的，是哥大教育学院的应用语言学专业，应用语言学主要是培养英语教师的。如果莉莉过来读硕士，获得奖学金的机会是很小的。
我当时打算，自己有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等莉莉到后我们住在律师家，还可节省下住宿费为她交学费。因此我就去哥大教育学院的招生办公室给她办手续。那天在招生办公室还碰到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也在给他太太办入学手续。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叫谭盾，在哥大艺术音乐专业读研究生。我当时可完全没想到日后他会成为名扬中外的作曲家。
哥大教育学院很快就录取了莉莉。不出所料，莉莉没能得到任何奖学金。莉莉来美读学位一事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难题 —— 我们的女儿。如果把女儿也带来，势必会影响到我们两人的学习。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决定莉莉先来，过一年等适应后再把女儿接来。
莉莉于1987年的8月底顺利来到纽约。她到机场的那天，我寄住那家的男主人开车带我去机场接她。经过一年多的分离，我们见面自然是激动不已。
莉莉来后我们继续住在律师家，同时也帮他们做点儿事。劳工节过后，她就去学校报到了。
在莉莉报到之前，我的导师Pitkin教授要我单独去见一下莉莉的导师，也是哥大教育学院应用语言学专业的负责人CliffordHill教授。Pitkin教授说他是Hill教授当年晋升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的委员，Hill教授欠他一份人情，也许能帮莉莉申请到一点儿奖学金。或许他是开玩笑，不过我还是听从了，去见了Hill教授。
Hill教授见我是Pitkin教授引荐来的，果然十分热情，与我没谈十分钟就拿起电话打给学校的奖学金办公室，然后跟我说，为莉莉争取到5000美元的奖学金。喜出望外之余我也很感慨，人际关系在美国也很重要啊！教育学院是很少给外国学生奖学金的，如果没有他说话，莉莉是不可能拿到这5000美元的。
一来二往，我和莉莉也成了Hill教授的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原因，Hill教授跟南京大学外语系有合作关系，还去讲过学。他听说我是南京人，又曾在南大外语系进修过，自然关系又近了一层，我们在一起常常聊到南大和南京的事儿。
莉莉来到纽约后，虽然解决了夫妻相思之苦，但女儿不在身边，我们也高兴不起来。莉莉每每想到女儿就会落泪。我们原本计划一年后再把潇牧接来团聚，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也是熬不下去了。于是我俩决定，无论学习多紧张，也要全家在一起。
秋季学期一结束，我就赶回国内给女儿办赴美手续，随即把她带到纽约，如此我们分离一年多后终于全家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