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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荆度棘

不知不觉日子就到了1985年年底,女儿也已经四岁了。

那天我见到一帮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说话,便前去凑了个热闹,发现他们在谈论申请出国留学。

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渐渐有人申请出国留学,到1985年时,这一势头已经非常明显。那年头出国留学的大多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因为申请英美留学,如果语言不过关,连如何填表申请都不知道,那时还根本没有留学中介这一行当。

到1985年为止,我在徐师已经任教7年了,那帮青年教师中有不少还是我教过的学生呢。听他们谈论得很热烈,我不禁也动了心,回来就与莉莉商量了一下,她虽不奢望成功,但支持我一试。我就开始着手准备材料。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徐州这个小城市也没有关于美国学校的资料。于是我特意去了南京一趟,在南京图书馆找到一套《彼得森美国大学指南》( Peterson’s Guide to American Universities )丛书,上面详尽地列出了美国所有学校的情况,特别是哪些学校、哪些专业提供奖学金。那时大学老师的月工资才40多元人民币,没有奖学金是绝无可能去美国读书的。

我给美国的十几个学校发了申请信,邮资差不多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在南京的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留学指南,也顺便买了一本,当时怎么也没料到,就是那本书里的一句话,使我的留学梦成为现实。

我在申请过程中遇到好几个障碍。首先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必须有本科文凭。我是工农兵学员,读大学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制,自然也就没有学位。

于是我想到我的“贵人”——侯德润院长,就去找他,说我从1978年教到1985年,教的学生都有本科文凭,而我当老师的却没有。侯院长听后很爽快地说:“没问题,我给美国的大学写信,就说你有本科。”随即他真的写了一信向我申请的学校解释。美国的大学对于一个国外大学校长的来信是非常重视的,无论那个学校的地位如何。于是我的学位很快就不是问题了。

我前面说过,我在南京买的一本书里有句话帮了我大忙。那是句什么话呢?书中说:“你在申请美国学校时,不仅要给研究生院写信,最好还要给你中意的教授写信,因为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是很有权的。”

我信从此话,在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过程中,向一位名叫Pitkin的语言学教授发信,并建立了经常的通信关系。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子邮件,所有联系都靠打字写信,往往要间隔上好几个星期才能收到回信。

我申请时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没有托福成绩。原因是当时没有地方考,更没听说过去哪儿考。多年后听说可以到香港考,但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去香港就跟出国一样难。

于是我就给Pitkin教授写信告诉他这一情况,并说我是大学英语教师,有7年的教龄,请他根据我写的英语文章,评价一下我的英文水平是否能达到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简称)要求。他接信后马上回信说,你不用考托福了。这里还要说一句,因为Pitkin教授的关心,我连申请费(大概50多美元吧)也没有付。否则到银行去换50美元,然后再汇到美国,在当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次年的四五月份,我申请的美国大学纷纷发来通知书,遗憾的是皆非录取消息。其实有没有被录取,不用拆信便知。看到信是薄薄的一封,就知道一定没什么好消息。这些信千篇一律,都是说“你的条件很好,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提供奖学金”。

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奖学金,美国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仅凭每月几十元人民币的微薄薪水,我根本没有办法筹到赴美留学的钱。当时几乎没听说过有大陆学生自费去美国读书的,但是台湾则有很多自费生,情形很像现在的大陆留学生。

申请的学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陆陆续续都回信了,都是拒收信。可想而知,我的心情也是越来越沮丧,也越来越不抱希望,私下觉得哥大肯定也一样。

这一天,哥大研究生院的通知书终于到了。看到信也是薄薄的一封,我的心就凉了大半。打开一看,果然又是一封拒信。这下我终于死心了,觉得留学这条路彻底断了。然而富戏剧意味的是,第二天邮差又送来一封哥大的来信,这次是厚厚的一封,很有份量。我在将信将疑中打开信,居然看到一封录取通知书!

这封信不是哥大研究生院发的,而是哥大人类学系发来的,他们正式录取我为博士研究生,并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

美国高校与中国高校不同,在中国申博必须有硕士学位,但在美国,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读博。那我怎么会被人类学系录取的呢?这里还有段故事呢。

申请美国大学读研的程序,是先给申请学校的研究生院写封短信,说对该校的某系科或专业有兴趣,然后研究生院就会把该系科或专业的介绍材料发给你,收到后你就可以填写正式的申请表格并提交所要的材料了。

我就是这样给哥大研究生院写信,跟他们说我对哥大的语言学有兴趣,他们随后就寄来语言学系的介绍材料。我是在那份介绍小册子上看到Pitkin的名字的。我看到他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和社会语言学,很对我的路子,所以我就给他写信表示希望做他的学生。后来我被人类学录取时才知道,Pitkin教授其实并不是语言学系的教授,他是人类学系的教授。

当时哥大的语言学系师资力量比较弱,只有三个教授,所以他们就把哥大其他系科教语言学的一些教授也列在他们的名下。Pitkin是在人类学系教语言学的,所以他的名字也出现在语言学系的介绍材料中。因为有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又是学语言学,我当然是欣然接受了。

我把被哥大录取的消息告诉我们系的一位美国外教,他起初完全不相信,说不会有这么好的事。等我把录取通知书给他看的时候,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只能说我是多么的幸运了。

哥大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高校,常青藤盟校之一。它在美国的综合排名虽不是第一第二,但在中国的名气却非常大。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上诸多知名人士都毕业于哥大,包括郭秉文、陶行知、胡适、陈公博、宋子文、顾维钧、徐志摩。能够成为这些杰出人士的校友我感到无上荣光。

拿到哥大的录取通知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去成哥大,因为国内还有很多手续要办。

学校说,因为我是讲师,按国家规定不能自费留学,需要办“自费公派”。“自费公派”的意思是各项费用自理,但是算国家派出的。

当时另有一个枝节,即1986年春徐州师范学院破格把我申报为副教授——那个时候学校没有资格审批副教授的晋升,材料需送到省里由一个职称委员会评审。之所以说“破格”,是因为许多与我同龄的年轻老师仍为助教,我的老师辈大部分人也还未升为副教授呢。

对于评副教授,我心下实在非常矛盾。我固然希望职称上有所晋升,但是如果评上了就很可能去不成美国,因为当时省里的评审有个说法或标准:读博士目的是当副教授,如果已经有了副教授职称,就没有必要再去读博士了。

当时学校把我破格申报到省里去,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教学质量还不错,课程挺受学生们的欢迎;另一方面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发表近30篇论文。有人说我的老师们若曾出版过类似我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可以稳稳地成为副教授了。

评选副教授的材料报到省教育厅了,随后由教育厅组织的一个职称委员会审议。

我先前曾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过一本关于英语教学的书,出版社专门请南京某高校英语系的一位主任写了个序,我自己并不认识这位教授,后来听说这位教授就是省英语专业职称审议组的组长。按照常理来说这对我是非常有利的,但评审结果在1986年初夏公布时,我并没有入选。

后来有内部人士告诉我,职称评审组在投票时,我得了零票,就是给我写序的那位评审组组长也没投我的票。原因是他受出版社之邀给我写序时并不知道我的个人情况,等看到资料才知我仅30岁出头。据说委员们没有投我票,不是因为我的教学成绩和学术研究不达标,而是为了给资历老的教师们更多的机会。在评委们看来,比自己的老师先当副教授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我当时也很认同他们的想法。

其实没评上副教授也不是件坏事,这下可以专心办留学的手续了。此时已进入暑假,很多事情学校无法决定,需要我跑去南京的省教育厅办理。教育厅一拖再拖,反反复复地要求美国方面出各种材料,往返拖沓,时间一下子到了9月初,哥大已经开学了。

因为时间紧迫,很多事都只能跟哥大人类学系电话联系。那时国际长途电话必须到电话总局去打,费用也十分昂贵。我好几次打电话都是要求接话人付费,好在哥大也知道这里的情况,所以每次都接受付费的要求。

现在想来,留美之路的每一小步都充满了未知和困难,每一步都是对我的考验。当时的我就像在黑暗里摸索,在没有人教导怎么办的情况下,只有凭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凭自己的坚持和不懈,见招拆招,一步步走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过很多师长、朋友,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人的帮助,这让我无限感恩。 eHAq2QKBX/AJNCVfwyQ8bmwonuU2OGQF0BUv9PQqiKmhpH698Duf2gWi0DJBsc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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