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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没能去成，心灰意懒了一阵后我也逐渐恢复，一边教学，一边奋力著书作文，打算沿着学术的道路走下去，尽快得到晋升。
我大概是1982年左右成为讲师的，此时，跟我同年毕业甚至比我早毕业的同事大多还是助教。
某次侯德润院长微服私访，来到我家，当他看到我们简陋的居住条件时大吃一惊。此后他在很多场合下用电影《人到中年》的情景描述我的情况。那部由潘虹、达式常主演的电影，说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的奉献精神与生活境遇。我虽然尚不算中年，但居住条件可能还不如影片中的他们。
不久学校宿舍区落成一排新的住宅楼，在侯院长的亲自关怀下，我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有独立的厨房和独立的卫生间。这对我们一家三口来说不啻是进了天堂，唯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好像有点儿“特殊化”，因为跟我一起毕业的同事们大多还住在陋室里。
当时徐师中文系有一位著名的教授——廖序东先生，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他30年代问学于黎锦熙、许寿裳、罗根泽等多位大师，1941年7月从北师大毕业后即投身教育界，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教学生涯。1979年他与兰州大学的黄伯荣先生共同主编的一套高校文科通用教材《现代汉语》，深受全国广大师生欢迎，发行近40年，印数已近千万册，至今仍是很多高校中文专业的教材。
廖老是徐师中文系和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创始人，先后担任二十多年的中文系主任。其夫人刘老师也在徐师任教，巧的是她跟我岳母同为常州人，原来就是朋友，后来我借此拜访过他们两位。那时廖老已经升任徐师副院长，兼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廖老虽然担任校领导职务，依旧平易近人，依旧学者气度。他和我没谈几句就把话题转到语言学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的学术界也异常活跃，开始与西方学术界全方位地接触，并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界的著作。廖先生对汲取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精髓，以资研究中国语言十分重视，经常组织他的研究生与我们英文系的青年教师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们也从廖先生渊博的学问中获益甚多。
廖先生在和我的交谈中多次提到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语法哲学》一书，他对此书的喜爱溢于言表。叶斯柏森是西方语言学史上介于传统和现代描写派之间的一位重要人物。叶氏在《语法哲学》中运用新的方法分析探讨了语言学、语法学上的重大问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语言理论。廖先生认为《语法哲学》是叶氏论述其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的代表作，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语法著作，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我对叶氏其实也很熟悉。我特别尊崇他1922年写的《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 Language ： It’s Nature ， Development ， and Origin ）一书。他领先于时代，在此书中率先讨论了六七十年代成为热门话题的诸多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问题，如女性语言的问题和语言物质特性的理据问题。
源于我们对叶氏的共同兴趣，廖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协助他组织一个翻译班子，将《语法哲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语言工作者从中获益。我欣然接受了廖老师的邀请。
当时我请了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的夏宁生老师和本系的司辉老师参加翻译、本系的韩有毅老师担任校订，廖老师又请到他在苏州的好友张兆星老师和徐州师院中文系的王惟甦老师分别参加翻译和校订，于是一场翻译大战便揭开了序幕。
经过近两年的齐心合力，并在廖先生的指导和主持下，我们终于完成了翻译。译本先由徐州师院印刷，分寄给国内各高校的中文系，作为交流资料。多年后国内还有不少同行与我说起，他们曾看过我们的那个本子，有的还保存着那本书。
徐州师院的自印本印出后，廖老师随即与语文出版社联系正式出版此书，未几语文出版社便接受了。《语法哲学》于1988年正式出版，给我们多年的辛勤努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语法哲学》的译本出版后不久就已告罄。
译作出版后，廖先生寄赠两册给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吕叔湘先生。吕先生回信说：
收到您的信和两本《语法哲学》，谢谢。此书在五十年代曾由语言所请人翻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稿，现在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实为好事。最近商务印书馆正在筹划续编《世界名著汉译丛书》100种，我间接托人表示此书可以入选，不知商务意思如何。
在吕先生的建议、廖先生的推动下，此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遗憾的是商务版问世时，廖先生已经仙逝。我在再版后记里写道：“万分遗憾廖先生未能看到《语法哲学》的再版。廖先生为叶氏一书的翻译、审订、再版呕心沥血，倾注了近三十年的心血，是《语法哲学》中文版的第一功臣。在此书再版之际，我觉得我们纪念廖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一译本献给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