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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候被称作“青年教师”，都非常渴望有机会进修。去外校短期进修的机会倒常有，比如我去南大进修一年便是。另一种机会就是报考研究生，这需要得到学校领导的同意。然而我们外语系的青年老师那几年从来就没得到过批准，因为一旦考上了去读研究生，就意味着不会再回到徐州师范学院了。
徐州这个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一般，没有很多人愿意来，外语系补充师资不易。外语专业很大的特点在于外语需要经常实践，当年不少老教师耽于政治运动，“文革”十年中都不碰外语，恢复高考后再重新捡起来，多少便有些力不从心，而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倒成了教学骨干。学校师资不容流失，所以报考研究生这条路，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是走不通的。
1983年的一天，我们几个青年教师无意中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联合国在中国招聘20个同声翻译，有兴趣者可以报考。
联合国我们虽然听说过，但知之甚少。同声翻译具体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从字面理解。年轻的我们突发奇想，打算鼓起勇气试一下，一起去报考联合国的同声翻译。
报考联合国的工作当然也要经学校领导批准的。尽管我们觉得向校领导提出的结果可能与报考研究生一样没门，但还是决定试一下。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四名青年教师，一个是73级、一个74级、一个75级、一个77级，联袂去校长办公室。
时任校长是侯德润教授，他是一位很受师生尊重又很开明的校长。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出乎预料地大笔一挥：同意报考！我们一时竟愣住了。回来的路上几人在猜想，定是侯校长认为我们肯定考不上，所以顺手做个好人——反正我们还是走不了的。
获得了校长的批准，我们四人立刻报名参加考试，随即开始着手准备。说到准备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同传是怎么工作的，自然也不知道考试会考什么、该如何准备。听人说报考联合国的工作，应该熟悉国际事务，于是我们就纷纷买来当时比较热销的一套书《各国概况》来看。然而几百个国家，很难一一了解。
考试的地点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在叫上海外国语大学），考试分三天进行。我们四人住进了一家离上外不远的廉价大通铺旅店——所谓大通铺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几十个床位。
考试的内容有笔译、视译和同声传译。笔译不用解释，视译就是给你一份文件，让你看几分钟，然后口译出来。同声传译就是让考生戴上一副附有麦克的耳机，我至今还记得耳机里播放的是美国总统卡特的讲话，我们一边听一边把他的讲话口译成中文。视译和同声传译都录在一个磁带上，所有的磁带都被送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评分。
三天考试结束后，我们又回到徐州师范学院上班。尽管大家都使尽了浑身解数，但其实未敢抱任何希望的。我们多少有点儿自卑感：徐师是个小学校，我们怎么能跟北外、上外、复旦这等学府的考生比呢？所以回去后大家都略过此事不提，直至数月后外交部派了两名大员来到我校。
外交部派人来徐州师范学院，这样的事儿自然是被嚷得沸沸扬扬的。很快我被召到校长办公室，跟那两位外交部人员见面。见面后被告知我们参加考试的四人有两人通过考试了，我是其中一人，另一人是那位73级的同事。外交部的人员随即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说他们还需进行政审，并要我们去做体检。
外交部人员待了一两天后就回北京了，这时我们通过考试的两人便开始了焦虑的等待。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了结果。若说我上大学和留校是意料中的幸运，那这次结果就是出乎预料地不幸，因为我被告知没有通过。但具体是什么没有通过呢？上面没说，便只能自己分析。
所谓通过，无非通过两关：一是政审关，一是体检关。我的体检没有问题，因为我能看到体检报告，所以我没有通过的就是政审关了。后来也通过关系了解到，正如我所判断的，的确是政审关没有通过。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我父亲的问题——他毕竟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还是解放时期的地下党。问题出在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的身上。我前面说了，我爷爷是江苏高邮的地主兼资本家，在解放军占领高邮前夕任国民党高邮县党部主委，死于解放军进入高邮时的混战中。
老爷子虽然在我出生前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政治背景”一直牵连影响着我们全家。尽管我的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但我们兄妹填写政治成分时却要填“地主”。因为出身不好，我们不能参军，也不能入党。
1983年的时候，政治氛围虽然宽松多了，但“黑五类”的影响还是断送了我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多么好的工作，简直就是锦绣前程。当时的懊恼和郁闷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受家庭成分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