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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初期他曾经有机会取得他渴望的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大陆上的统治者一样的名望：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法国的“最基督教式”的国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1512年教皇朱力斯二世授予了亨利法国式的“最基督教式”的王冠，它的奢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在巴黎的冠冕。这一段插曲被后面的改革戏码所遮掩，对展现亨利对他自己统治的持久关注很重要。在这一事件里，亨利被安上了没有那么响亮的名号，“信仰的捍卫者”，这是列奥十世为了奖励国王反驳马丁·路德而给予的。教皇看起来是只想给亨利一人这个名号的，但是这并不是亨利所想的，在1543年他将此作为英国国王的世袭称号。 [24] 这个称号是沃尔西请愿英格兰派出陆军、海军，组成一支对抗伊斯兰教的十字军队伍的结果。
亨利不爱书写而偏爱口述的习惯留下了关于他对自己权力感受比较少的证据。这些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公共的政治词句来推断。比如在1530年，亨利对教皇越来越激烈的态度反映在他给他在罗马使节的指示上：“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就是至高无上的，再也没有更高的权力。” [25] 到1533年这一外交说辞被制定为法律。著名的限制法令的序言是这么说的：英格兰是一个王国，这也被世界所接受，它被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统治，国王因着有尊严以及王冠，享有此权力。 [26]
亨利对《信仰全集》做了一些脚注——这是1530年为维护他宗教上的最高权威而做的。 [27] 但是这和詹姆士六世和七世在统治期间所写的数量并不能相提并论。这一未填补的空洞使得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去怀疑亨利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想要做自己国家的偶像，或者这是对他提出的修改并同意的意见。关于起源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同罗马的决裂，英国教会不大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至少在亨利的时代不会有。
只从国王的角度去解释这场变革是不够的。许多其他因素也要考虑进来：路德派思想的传播，法庭的影响，福音派比如托马斯·克兰莫和休·拉提摩尔的影响，以及印刷的普及。但是如果不是亨利八世主导的话，所有这些都不会成为决定的影响因素。对于一个对王朝的持续性和自身的荣誉如此敏感的统治者来说，没有解决继承问题是令人担忧的。和天主教宣传所嘲讽的不道德形象正相反，亨利认为和他哥哥的遗孀结婚是通奸并会受到上帝的谴责。和安妮·博林的结合以及对英国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给了他留下男性继承人（这是一个国王对他的子民能做的最好的事），以及维护他统治的机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亨利八世决定更新英格兰加冕典礼上的誓词。“神圣教会”被改变为“英格兰神圣教会”。新的条款将誓词做了限制以便于“对国王的权力和司法权不作干预”。
亨利是否是为了他的继承人或者是相信他自己就可以实现誓言，我们并不确定。如果是为了前者，那么亨利一定是失败的，因为他的誓词和爱德华六世在1547年的誓词所沿用的传统正相反。不管他的目的如何，这个关于亨利的罕有文件是他做一个有野心的君主的生动证明，这也恰好证明了托马斯·莫尔对于他是暴君的担心是对的。
亨利的信仰很难确定。和罗马教会解除关系以及遣散修道院都不能像有时我们认为的那样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新教徒。从长远来看，君权高于教权是当时的一个潮流，这在改革之前就已存在，并且欧洲大陆上的统治者也认同。史蒂芬·加德纳，温彻斯特的主教，一个正统的天主教徒，为了王室的至高权力而辩护，将他的理由归为 “这是代言上帝的最确切的声音” [28] 。尽管加德纳想要被王室提拔，但是他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使他认同君主制的改革。至于从主教沃尔西时期就开始的遣散修道院和教堂，也可以看作是人文主义的体现。如果大量的精力从宗教当中解放出来，那么这些资源就可以用在教育、新教区，甚至是修建路桥上面。这可能是在受到侵略威胁，海军前克伦威尔的需要将各项收入投放到城堡、枪炮军械的原始计划。
关于亨利八世自身的信仰，他有很多混乱的信号。他从来没有花什么时间去朝圣或者赎罪，但是他的态度被天主教的改革派所认同。亨利将圣经的翻译者威廉·廷代尔 （William Tyndale）视作一个异教徒，但是他津津有味地看廷代尔的《一个基督教徒的顺从》，他认可的英文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廷代尔的翻译。他认为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演出的天主教圣人戏是犯罪，与此同时他继续鄙视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
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不只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矛盾的。在1536年和1538年紧张的战争给英国各教区带来了改革，这项改革取消了表示虔敬的蜡烛以及加入了对抗罗马主教的布道。圣坛被抢劫，并且其中的欺骗被曝光了：“海勒斯的圣血”被发现只是鸭子血而并非来自基督。皇家禁令、十诫条款以及“主教书”认可了一部分路德派思想，并没有太多涉及圣人的祭拜仪式和对亡者的祈祷。在福音派的恐怖之下，亨利的宗教改革走向反面。在1539年颁布的“六条信纲”重新确定了天主教在忏悔礼当中的地位（被新教形容为用六天鞭子来抽打）。在1540年，克伦威尔失去权力，被认为与在法庭及加莱的异教徒党有联系。在1543年，“国王书”否决了因信称义，确定了基督在祭坛当中的存在。亨利去世时的安魂弥撒以及他的葬礼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他的棺材的旗帜是三位一体、处女
以及圣乔治。但尽管如此，亨利一生都将自己当作一个改革者。在1541年他下令将自己在北英格兰出游时看到的圣坛摧毁。在“国王书”中他强调自己的主权已清除了虚伪和迷信。
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在16世纪30年代末宗教又转向保守呢？有两种对于亨利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学术见解。一种是基于对政治和国王性格的研究，认为亨利被他身边奉承他的朝臣和教士的相反意见所影响。第二种解释是亨利在玩他自己的游戏，通过让不同的观点各自竞争而维持国家这艘大船在中间的航道上。所有这些做法都将宗教政策看作是亨利统治的重要决定因素；但都缺乏有影响力的证据。克伦威尔突然从权力的巅峰掉落——1540年4月被降为艾萨克斯伯爵，7月被处决——亨利被抱怨陷入了将自己最好的大臣处决的诡计，这显示出克伦威尔的敌人们让亨利怀疑克伦威尔是异教徒，并且他们很下作地将此转移到自己的利益上。从另一方面来说，亨利是一个容易受影响并且意志不坚定的君主的想法成了大众的常识，学术圈外也有认为他是令人费解的（观点）。
能够解决这些争论的文件证明并不存在，可能也从来就没存在；个人统治者没有留下连续的纸质文件以供追踪。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将亨利摇摆的宗教政治根据他对自身统治的理解重新组合起来。这段时期的教育文学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托马斯·艾略特的《统治者之书》，人文主义作家强调正确的决策对君主统治的重要性。亨利八世知道一个没有好顾问的国王可能会变成一个暴君，于是他据此来行动，他选择传统思想者和提倡改革者作为顾问以平衡私人议会（负责建议和执行王室政策）和私人内阁（朋友以及和国王亲近的人）的影响。亨利摇摆不定的政策可能就是他在其中受到不同建议的影响，政策的多变可能更多的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是亨利八世优柔寡断，也不是国王脆弱和不坚定。与此同时，教会的支柱直到他统治的最后十五年都没有变动：一个至高的中心，拉丁式的弥撒，以及独身的教士。
这三项变化当中有一项和过去对比变化剧烈，尽管亨利的宣传者们和亨利自己都并不一定相信。对亨利而言，君权至上与其说是一项发明，不如说是一种对过去的恢复，这是“各式各样的可信的历史学家和传记”在《请求法案》（Actof Appeals ）当中指出的。 [29] 否认至高权力的正当性需要有偏向性的理由以及非常具有选择性的对当权者的解读。理查德·雷克斯为两方的历史学家说话，包括赞成的和反对的，他认为将教会的忠诚从教皇转到国王手上“首先是一个体制的改革”。 [30] 许多学者走得更远。一个世纪以前，英格兰教会理论家J.N.费吉思认为亨利八世的绝对权力是“对属于国王的不被拘束的至高权力的着重强调”，之后还有很多关于“都铎式专制”的讨论。费吉思同时指出，迫于顺从的压力使得人们为改革辩护，这比理论上抽象的绝对君主制更重要。 [31] 亨利八世毫无疑问是很看重自己的统治权的，要求这是在书面上、在布道坛上确定的，并且更激进的是把它写在叛国法令当中。因此他有了至高的权力并且能通过“触碰”为臣属治疗疾病，因此亨利将自己的统治神圣化。但是他的政治语言和詹姆士六世及七世不同，谁会在众议院说“国王……是被上帝叫作‘上帝’（的人）”呢？亨利八世并没有把英格兰送上1640年内战的道路。
教会并没有被限制必须顺从。在托马斯·克伦威尔手里，必须顺从是将古老的自由领土和各种寺院集合为一个国家的手段。在英格兰这是一个政府的改革，也是一个对管理的合法化，这就看如何做出历史性解释了。在威尔士，它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深远的：在议会的代表权，对英国共同法的延伸，以及地方精英和皇室建立永久性联系。亨利八世在威尔士并没有受到很多反对，尽管他的改革很深地改造了大众信仰。但在1530年代中期在爱尔兰发生的叛乱迫使英国政府恢复了和统治当地贵族相同的传统政策。
亨利八世时代的爱尔兰十分复杂有趣，它值得一篇文章专门为它而写。“爱尔兰”自身是为了方便的缩写。因为它有两个甚至三个主要构成部分——都柏林的英国管辖区，更广泛地受到英国影响的爱尔兰“领主”，以及盖尔人的爱尔兰领地——各自都有不同的语言、法律、传统，以及更明显的宗教差异。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一个长期问题是改革不知道该如何推进：是否要用爱尔兰语，是否要在大众宣扬福音派，或者将推行英语改革作为将盖尔文化文明化的方式。关于这些，亨利八世不情愿将法国战场上的资源分配于此，他拒绝爱尔兰议会将爱尔兰统一以使得这一辖地成为英国领土的建议。
当爱尔兰的体制改变真正到来的时候，它更像是被亨利的副手和爱尔兰议会而非国王本身推行的。将爱尔兰重新塑造为一个国家而非英国王室的附属是英国出生的梅斯主教在1538年考虑到君权至上原则制定的。 [32] 两年后，在里格给国王的一封信中，这一想法被体现出来，主要依据是：爱尔兰的人民更愿意以您的名义而非当地的领主的名义而被统治；他们中间也有愚蠢的观点认为，罗马的主教应该同样也可以是国王。 [33]
提及教皇是一个巧妙的诱惑。亨利关于缺少确认他在爱尔兰的荣誉和尊严的担忧已经被解决了，爱尔兰的议会在1541年适时地确认他是爱尔兰的国王，这项决定被英语和爱尔兰语共同念出。贵族们在都柏林庆祝，有篝火、礼炮致敬、豪宅宴会以及大街上的酒水。领主和贵族们到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去倾听大主教的弥撒，有2000人在仪式上唱圣诗。圣里格对此很开心。他说亨利八世成为爱尔兰国王“于我而言，无异于起死回生”。他送给亨利一个丝绸手套，他为自己简单的礼物抱歉道：“如果我可以给的话，我愿意把全世界都给他。” [34] 圣里格的奉承话表明了围绕在晚年的亨利八世身边的谄媚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