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时期的英伦三岛政治格局与今天所见到的大为不同。在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以前，尽管历代英格兰国王努力去接管北方领土，但英格兰与苏格兰一直各自为政，各自都是独立的王国。爱尔兰自12世纪以来就被视为英国王权的一部分，并被委托管理。而威尔士地区在13世纪前都由当地公爵统治，到了爱德华一世时期被纳入了国王的统治。这些管理安排由于诺曼征服和英国在法国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分地区的现实情况而变得尤为复杂。海峡群岛被英格兰君主以诺曼底公爵的身份进行统治。当涉及海外属地时，比如马恩岛之类的岛屿，关于究竟是谁拥有主权的问题便成为各方素有争议的谈判焦点。 ^[1]

鉴于宪法的复杂性，所以不难发现，国籍也常常是争议的问题之一。 ^[2] 国籍往往存在于法律意义之中，因为通常来说，一个人的出生地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权利。但社会阶层的分化往往会造成真正的分歧。比如爱尔兰就有一个单独的类别“爱尔兰英格兰人”，即原来盎格鲁诺曼人殖民者的后代，成了控制国王政府的重要领主。 ^[3] 尽管这种所谓的“退化”破坏了盎格鲁爱尔兰人被视为正统英格兰人的权利，但威斯敏斯特和都柏林行政当局时不时都会表示对这个群体与本地盖尔语族群之间文化互动联系的关注。 在之后的中世纪时期，威尔士的贵族中，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规模日益显著。 ^[4] 即便是在苏格兰地区，这种情况也没有迅猛发展。为了解决生活在交界地区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私人纠纷，被称为“三月法律”的缜密仲裁方案因而出炉。 ^[5] 那些移居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也由此被正式冠以外国人之名，甚至被视为国家潜在的敌人。法案声明要求这些以和平方式来到英格兰的人提供相关材料来证明他们的可信，以便享有作为英格兰邻邦友人的一些权利。

可以说，在中世纪晚期涌现的关于“英国问题”的各方面为“英格兰移民，1330—1550”这一重大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背景。该项目由W.马克·奥姆罗主持，在约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共同协作下，探索了在百年战争期间、黑死病肆虐阶段、玫瑰战争时期生活在英格兰的数千人的身份、经历。该项目侧重关注两种类型的实证。首先，该项目采纳的誓词分别来自住在该区域曾对英王宣誓效忠的外国居民（包括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以及那些能够正式更改其国籍并同时享有与当地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同样权利的所谓“入籍居民”。其次，该项目有赖于一套丰富的财政记录，记载了英国议会于1440年通过了针对居住在该区域内所有外籍人员征税的决议。出生在国外的居民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皇家税赋，但这是中世纪以来他们第一次因为是外籍而被征税。由此，充实的皇家国库成了反映15世纪中期英格兰移民现状的详细快照。所有的来源资料都被收录在一个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库中，并带有完整的搜索功能以及可视化工具，免费向大众开放。

这些移民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为何去英格兰？他们抵达英格兰时做的工作是什么？他们与当地其他流亡者聚集在一起生活还是分散在整个王国？当地居民如何看待他们？国家和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又是如何裁定他们的权利的？新诞生的数据库允许我们能够重新评估关于我们对移民在中世纪英格兰的许多假设、猜想，并让我们重新思考近代早期的整合排斥问题。

关于中世纪早期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聚焦在了移民主题之上。连续不断的移民浪潮在该时期涌现，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以及诺曼人的到来使得英格兰成为一个“熔炉”，也形成了持久的欧洲性起源及文化遗产。 ^[6] 然而，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13世纪英格兰本土财产的损失到了14世纪，发展演变出了更具凝聚力和排他性的国民意识，进而终结了欧洲大陆大量移民的时代。当然也有公认的例外存在，那就是来自佛兰芒的织工。他们通过爱德华三世授予的鼓励特权进入英格兰。而历史学家长期把14世纪下半叶本地布业的显著发展归因于佛兰芒织工的到来。 反之，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略为封闭的社会，不论是王子及贵族、外交官与牧师，抑或是商人和水手，他们大多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居民，偶尔与外界的联系也是与抵达海岸的访客会面交流。只有在16世纪，移民的传统历史才再一次起步，第一次有了罗马人的存在以及宗教难民的到来，甚至包括来自西班牙的马兰诺 和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 ^[7] 事实上，在14、15世纪前，关于移民的历史想象以及历史研究非常有限。

关于1440年外籍居民税收的计算给了我们一个与众不同的印象。现有的数据已统计出16878名纳税人（包括6713名住户与10165名非住户）。另外对于未能在那一年获得正式豁免的区域，我们也进行了一番统计，总计约有18163人（包括7268名住户和10895名非住户）。显而易见，在某些税收领域中评估收集资料的方式显得有些随意和粗略，但这里并没有试图再补充说明。事实上，最大的挑战来自如何处理记录方式的严重不足，即税务员往往只记录了户主，而忽略了他们的并非在本国出生的妻子和孩子。项目小组建议，对估计妻子和儿童的人数应从18163调整为约40000人。

用现代的眼光来说，即便这个数字再放大，看起来可能也小到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在15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数量是很少的，保守估计在200万~250万之间。 ^[8]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代移民的调整范围大约占到15世纪中期英格兰总人口的1.6%~2%之间。有趣的是，将这个数字与1841年后英国人口普查开始记录的出生地数据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1881年和1891年，英国殖民地和外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约占当时英国总人口的1%，到了1901年增至1.5%。 1440年与1901年之间大致相等的比值给予了我们一个重要提示，移民到英伦三岛的历史以及英伦三岛内部移民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大规模人口转移，更是中下阶级持续不断的世代流动。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数字在1440年得到了人为的膨胀，包括来自英格兰国王统治下的土地集团。威尔士人被正式免除征收税费（虽然伦敦过分热心的官员罗列了六名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则宣布完全承担责任。 他们和海峡岛民提出，他们的特许状便是忠诚的凭证，理应获得豁免权。13世纪40年代期间的税收中，还允许豁免那些出生在法国部分效忠国王的地区，那里的英格兰人仍然保留着徘徊在诺曼底和阿基坦的优柔寡断的特征。而对宽泛领域的反常处理也反映在将马恩岛的男人和女人纳入约克郡东部和德文郡的征收税目清单之中。

事实上，对于谁应该（谁不应该）缴纳税赋在当时是比较混乱的。记录提供了一个明显的英格兰外籍人口地理范围以及他们在全英格兰蔓延的图景。如果我们在1440年的税收记录中将近5 000人贴上精确的国家标签，并且根据现代政治边界重新划分的话可以发现，移民英格兰的最大比例来自法国（54%），特别是几个不同的地区——皮卡第、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加斯科涅。排名第二的组别则包括苏格兰地区（25%）。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数据来自英格兰与苏格兰这两个独立邻国之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敌对和定期战争结束之后。 ^[9] 许多敌对国家的外籍人士出现在英格兰也同样给出了相关税收发展的线索，并且似乎也投入了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关注，因为实际上这也是在为政府赚钱。

1440年的税收记录中排在法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后者占总数的18%）之后，紧接着的是荷兰人（5%）和比利时人（5%）。低地国家和西北欧国家的典型代表性往往被低估，其实的该区域的人大量存在着的——另外11%的人国籍被列为“荷兰人”。而这个标签并未带有现代内涵，只是表示任何讲正统日耳曼语言的人都可以被画上这一标签。当我们开始通过1440年之后外国人补贴的记录来追踪人口时，国籍的模糊性变得尤为明显。约翰·皮尔斯（John Piers）是诺里奇的一名玻璃嵌入工，他在1449年时被登记为法国人，而到了1450年则成了佛兰芒人，在1452年则被记录为荷兰人。虽然其中的一些变化可以用英格兰外交关系的波动来解释，但总的来说，它们似乎可以说是国籍界定混乱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地方陪审团提供必要的外国身份证明以汇集他们的相关信息。

出生在英格兰的托马斯·费舍（Thomas Fyssher）是一名在白金汉郡任职的陪审员，他报告了自己一个仆人名叫吉拉姆，但没有告知国籍。托马斯想必也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了住在他隔壁的裁缝是一个外国人，虽然在那种情况下，他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除了相对明确和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分组之外，其他可以用来界定的地理名称在1440年的记录中甚是罕见。然而，如果我们把关于外国人的全部材料用于15世纪的话，会发现这种扩散力度明显增大了许多。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来自冰岛、挪威、瑞典和丹麦的移民，来自葡萄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记录，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的身影。13世纪50年代期间，伦敦和沃里克郡都记了着来自德国波罗的海地区成群结队的“东方人”。而在征税的过程中，任何来自日德兰至立陶宛等日耳曼地区的人都会被扣上一顶“条顿人”的帽子。其中最为神秘的记录是在1483年伦敦的两个人以及1484年一个独居于德文郡达特茅斯的人，他们被冠以“印度”，这意味着他们来自圣地以东的某个地方。

这些与欧洲以外的联系提示我们，在这些税收记录中列出的数以千计没有被贴上国家标签的人中，少数民族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假设英格兰有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移民，并至少推测出从西欧连接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贸易路线中长途移民的存在。虽然犹太人于1290年后被英格兰驱逐，但我们知道穆斯林在之后的中世纪时期进入了英格兰王国，主要的文献涉及了他们被强制改信基督教的证据。 ^[10] 在1483年的伦敦发现了来自“印度”的夫妻组合。卡拉曼人可能是这个群体的成员，他们的名字本尼迪克特和安东尼亚就意味着他们自觉宣布他们所获得的基督教地位。“布莱克”和相关术语其实不常作为外国人的姓氏和昵称出现，但他们这样的称呼是否真实表明了他们的肤色仍然是一个需要猜测的问题。

伦敦成为英格兰中世纪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地，这点其实并不奇怪，根据发现的数据可以看出，他们大约占了全国总数的10%。根据计算，在15世纪后期，在伦敦的外国人占首都人口的6%甚至更多。 ^[11] 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住在城市外围，特别是沿着泰晤士河地段，包括南华克郊区河段南边，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移民聚居地。伦敦有许多技术熟练的外国人，有的是酿酒师，有的是工匠、皮革工人，还有金匠以及其他工人。甚至在较冷门的专门行业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如钟表业、仪器制造商、外科医生、校长、音乐家、歌手等。一些外籍仆人居住在英格兰本地房东商人家中，而他们的后代往往都有在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从事国际市场经营贸易的经历。

在伦敦，几个外国人集聚点发展迅速，已经有逐渐成为社区的趋势。在伦敦郊区南华克，“荷兰人”聚集在圣奥拉维教区，而在威斯敏斯特附近的那些人也有自己的行会。在伦敦市，外国鞋匠们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甚至组建了两个宗教公会。然而到了最后，语言成为识别移民与英格兰本土居民身份的重要标识。在1381年的农民革命期间，各种移民团体就被看作伦敦的叛军而被当成发泄愤怒的目标。据说叛军通过要求他们说“奶酪和面包”等词汇来识别佛兰芒人，如果他们不慎用了自己的语言回答，或者带有厚重的口音，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的下场。 在缓和时期，我们可以轻松想象一个访问者抵达伦敦码头时所面临的种种混合语言，他可能会听到各种形式的夹杂着希腊语、土耳其语、阿尔巴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捷克斯洛伐克语的浪漫德国方言。而这些方言往往都出自贸易船只上的船员或者主人之口。

然而，这种认为中世纪晚期多元文化主义缘起缘灭的故事均发生在伦敦的设想是错误的。在各个郡，比如在南部海岸就发现了最大的外国人集中地（鉴于北方有苏格兰的存在）。在西南地区，也就是东安格利亚和约克郡也有相对较高的数字比例。而靠近中部的地区则密集程度相对较低，虽然也有着明显的群体，比如出现在考文垂和诺丁汉等地的冰岛人。与此同时，外国人在布里斯托尔、南安普顿、诺里奇、赫尔和纽卡斯尔等一些较大城市和城镇中占有显著地位，但广泛分布正是移民社群的一大特征。数百人（不论男女）的职业在许多情况下都被记录为“劳动者”或是“仆人”，其实他们大多是属于季节性农业工人，合同履行完毕后，他们往往会迁移到其他地方，或是在英格兰就业，或是回到老家中。在诺森伯兰郡，这些人常常被称为“流浪者”——这并非有我们今天对这个词所使用的贬义含义，而是折射了当时临时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形式。显而易见的是，在1440年其他农业职业中也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比如在约克郡东部农村社区骑马的苏格兰牧民；一个在林肯郡为圣凯瑟琳修道院服务的爱尔兰农夫尼古拉斯；一个生活在肯特郡布拉斯特德的法国牲畜贩子等。恰恰与我们关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文化的假设不同，绝大部分居民可能都与其他民族的外来者有着一定程度的互动。这些散居的移民往往也会发生不少有趣的个人小故事。比如在约克郡北部，在距离相当遥远的小村庄规模大小的地方发现了一两个外国人的踪影。想象一下这位来自挪威北部于1440年住在斯托克斯利的居民所感受的与世隔绝之感。如果我们的来源仅仅是从表面上看而不够确切的话，那么可以探索下他的同胞。事实上，离他最近的挪威同胞在一百多英里之外的林肯市。即便外来移民在整个国家所占的比重很大，甚至可以说他们所形成的移民社群很普遍，但由于居住地点的分散使得他们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比如说丹尼斯在1466年演绎的有趣的二重奏《法国人》就记录了奥勒顿地区（诺丁汉郡）唯一的外国人。同样的，另一位女性丹尼斯在1471年的作品《法国女人》亦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所在。即使假设在过去几十年里其他法国人依旧生活在该地区，两位丹尼斯需要徒步几小时穿越八英里的路程才能寻找到他们。

这些个案研究也展示了一些重要问题，生活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外国人究竟能保持多少与其家乡的联系，包括家庭、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在15世纪的报税表中，许多外国人被登记了国籍（如法国French、弗莱明Fleming、爱尔兰Irish、苏格兰Scot）或是职业[如布鲁尔（酿酒师Brewer）、弗兰切（铸箭者Fletcher）、哈德威曼（五金工人Hardwareman）、普劳曼（农夫Ploughman）、赖特（工人Wright）]及有关姓氏的事迹。有时候，大量有着类似名字的人会让征税者去采录其他标签以示区别，如在1483年的哈里奇（埃塞克斯），我们会发现到诸如“有着红脸的荷兰人约翰”这样的名字。只有具有相对较高地位的人似乎才能坚持着自己从国外带来的姓氏权利。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一些外籍居民与他们的原籍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率先于14世纪上半叶定居在诺里奇和其他英格兰城镇的知名商人勒默尼耶家族（Le Moonier）依旧与他们在法国亚眠市的家庭以及商业伙伴有定期接触。 但是，即使是那些时常远距离旅行的人们最终往往也会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亨利·怀曼，他是一名来自德国北部汉堡的汉萨同盟商人，于14世纪末定居在约克，并与前任市长的女儿结婚，进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最后连续出任了三届约克市市长（1407—1410）。

通过征收移民税收的地理分布图以及关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所存在外国人的一些基本信息表明，许多长期居住在英格兰的外国居民很容易失去其被标记为他者的属性，并且他们也确实通过合法的途径在文化上融入了新社会。虽然在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国王分别在1294年、1324年和1337年，三次下令逮捕法国人聚集地所有的人。然而，伴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多，政府也试图软化这些所谓逮捕措施的效果，允许在英格兰长期居住的杰出外来人士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移民社群，并成为英格兰城镇中的自由人，以确保不受到这种紧急措施的影响。 在议会于1378年提出驱逐外国人后，政府开始尝试允许外国人正式加入国籍并宣誓效忠英王等诸如此类的举措，通过专门函件授予他们新的特权，这被称为入籍。虽然在15世纪时期，具有公民身份移民数量仍然很少，但到了16世纪初期，公民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其中一个主要方式便是移民，即通过测试展示了其对英格兰国王忠诚，更改了其身份属性、国籍信息。

因此，在这一时期居住在英格兰的外国人中，最有可能保护其外国身份感的社会单位已经不再是原本移民扩展的社会网络了，而是来自个体家庭。由于1440年制定的税制中包括了外国出生的学徒、仆人以及其他在英格兰生活的雇员家属，我们可以确定某些国内环境可能保留了他们文化遗产的持久性。当然这种保留有多种不同的形式。那些与欧洲大陆有联络的英格兰领主或者夫人有时候会保留外国仆人。比如说参与了英法百年战争的约翰·蒙哥马利爵士在1440年时就有不少外国仆人，其中就包括了一名教师彼得。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商业家庭。1483年在萨福克的比尔迪斯顿地区，十一名被认为是来自意大利的工人（虽然更有可能是佛兰芒人）同时受雇于一名英格兰校长约翰·斯坦斯比。当家庭成员中的中流砥柱本身是外国人时，他们与原籍之间的身份感联系就会变得格外生动。文森特·托特尔是一位在伦敦塔附近居住的工匠，他在1483年时被认为是德国人（条顿人），他有一个妻子叫安东尼娅以及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儿，她们二人国籍相同。而这一家有十二个仆人（其中包括九个德国人和三个法国人），其中一位仆人还有一个德国妻子，而住在他附近的德国人马修也有自己的德籍仆人。这种类型的家庭到了15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这些居民被视为“靠自己生活”而不是与更广泛的英格兰社会融合协调并为其服务。 ^[12]

那么，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外来移民与本土人士之间紧张冲突的表现证据究竟是什么？上文提到的农民暴动中对外国人的攻击其实暗示了本国居民更深层次的焦虑。许多发生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城镇中的移民遭到迫害的事件可以说是本地居民对于经济衰退和地方国家政治中某些特定事件的沮丧反应的体现。这些事情的残酷性以及它们所产生的记忆和怀疑是不能被低估的。事实上，从13世纪40年代到13世纪80年代的征收外来移民税收报告中可以看出，相关记录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减少。这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事情所引发的部分结果，威胁到了这些外来移民的权利以及安全感，使得他们不得不沮丧地离开英格兰。然而，这种紧张局势不应该被夸大。1517年伦敦五朔节骚乱 可以被称为那个时期对外国人攻击最臭名昭著的一起事件。当时伦敦的一大群暴徒开始攻击城里的外国移民。房屋被抢劫烧毁，造成了一定的人身伤害。实际上并没有相关记录证实有移民在这起骚乱中身亡。不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秩序恢复后，少数英格兰暴徒被判以叛国罪。 ^[13]

最终，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人如何看待外国人这个问题始终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政治家的修辞与个人的私人观点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其实是在普遍的仇外心理文化和对邻居的睦邻友好行为之间徘徊。尽管至少在14世纪时，英格兰有着相当明显的国家意味，但他们的国籍概念更倾向于分裂成地方特殊主义。英格兰本土人士常用“外国人”与“陌生人”这种词汇以形容来自英格兰其他地区以及来自王国之外的人。由于护照和移民的控制，我们可以发现这在各国移民集团中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世纪，自由迁移是正常的，各国的边界通常对所有人开放。而中世纪的数据显示，尽管外来人口经常被怀疑并且偶尔会有歇斯底里的情况出现，但英格兰在14至15世纪时还是能够容忍外国人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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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iffiths， King and Country ，33-54；Crooks，Green and Ormrod，‘The Plantagenets and Empire’，1-34.

[2] Ruddick， English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

[3] Frame， Ireland and Britain ，26-27.

[4] Griffiths， Conquerors and Conquered in Medieval Wales ，30-48.

[5] Neville， Violence ， Custom and Law ，184-99.

[6] For example:Conway， A Nation of Immigrants ；Nicolson， Strangers to England ；James Walvin， Passage to Britain ；and Windsor， Bloody Foreigners .

[7] Goose and Luu，eds， Immigrants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

[8] Hatcher and Bailey， Modelling the Middle Ages ，29；Goldberg， Medieval England ，75.

[9] Curry， Hundred Years War .

[10] Kelly，‘Jews and Saracens’，129-69；Ormrod，‘John Mandeville，EdwardⅢ，and the King of Inde’，314-39；Hirschman and Yates， The Early Jews and Muslims of England and Wales ，133-55.

[11] For an ed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ondon material from the alien subsidies，see Bolton， Alien Communities of London .

[12] Bolton， Alien Communities of London ，35-40.

[13] Archer，‘Responses to Alien Immigrants’，755-74；Carlin， Medieval Southwark ，157-162. v3RTQHZomA/B0etXgRruJPd0Kgv3ckfSnwYW2ePhg7VtvLJKuhJm47K/lRLk0s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