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1937年6月，在有关福利的演讲上，贝弗里奇告诉听众“在LSE任职期间，最终的结果与自己的愿望相违背”（459）。结论是残酷的：经济学的进步微乎其微。在讨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政策》时，贝弗里奇指出：

凯恩斯开始挑战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质疑牛顿物理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新理论借用爱因斯坦的大名，这些新理论虽为凯恩斯所推荐，但并未采用凯恩斯的方法，也未关注其著作出版后引来的争论……爱因斯坦追溯事实，告诉其他学者应该如何做，是接受还是拒绝他的理论……然而，凯恩斯的理论并未以事实为出发点，也未重新追溯事实。（46364）

贝弗里奇在写给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的信中谈到福利演讲，他认为凯恩斯的著作以及随后的讨论只是突出了经济学的一般问题。

凯恩斯的著作反映了他对社会的看法和深刻的理解；但是，我认为科学观察有更为系统的发现，尤其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努力获取资源，随时开始新的研究，运用统计学知识，开展实地调查，并进行推理；尤其需要在无法进行实验的科学中恰当运用观察手法。

总之，需要审慎考虑新研究的方向，换句话说，贝弗里奇认为自己提供了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另一套理论，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末所出现的是哪一种？

贝弗里奇并非对TNBSS计划的每一个方面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该计划的总纲非常明确，可以从中找到其衰落的原因。为使经济学改革与物理学发展同步，贝弗里奇将改革的压力施加在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身上。他坚持聘用生物学家，并为之提供实验室。原因如下：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必须与将人类作为个体研究的科学家合作，也就是说必须与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密切合作。而实际情况是，伦敦各个学院之间的联系较为分散，因此，我必须将社会科学和相关自然科学聚合到同一个学院，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我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应当建立在观察而非概念分析的基础上，聘请至少一名一流自然科学家推进这一工作，这会产生独特的效果。（1953，251）。

效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贝弗里奇认为，生物学研究应当效仿物理学，社会科学家应当注重方法论原则，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应当密切合作，从事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其次，由于科学研究各个领域越来越趋向专门化，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只有紧密合作，才能分享双方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

因此，贝弗里奇希望社会生物学系和社会学家在开展各自研究的同时，注重相互合作。在实施TNBSS计划初期，他努力促进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学院官方论坛，就各自研究兴趣的交叉点开展讨论，将不同的思想联系起来，推动数据、方法论和实践交流。例如，社会生物学系对社会结构和流动性问题的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应当进行自由交流，例如，在社会生物学系接受教育后从事经济学研究，反之亦然。 贝弗里奇认为这一做法应当保持下去，双方的交流有利于建立经济学和实验科学之间的联系，甚至发掘解决经济问题的实验方法。这样，经济学便具有新的身份：其理论与各种不同的观察法之间关系明确，有助于消除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热。

总之，本论文开头提到的“观察的政治学”，概述了TNBSS计划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揭示了观察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关于方法论，观察活动经常与政治信仰和目的结合起来。哈耶克将TNBSS计划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方法论被看作为特定政治结论服务。另一方面，上述学说具有学科意义。对于一种方法论的争论涉及不同从业者，除了学科意义和影响，这些争论也具有物质意义，主要涉及资源配置。就TNBSS计划而言，哈耶克、罗宾斯和其他科学家若不解决与贝弗里奇之间的争论，就不可能继续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贝弗里奇的计划走向失败的同时，1930年代LSE的争论揭示了观察是怎样具有政治意义的，甚至是在计划失败的情况下，依旧如此。 Qx4zSST9lUeBfhLgt9q1WSs3OczjvntU6aUaPr3iFD5dNiUXht+PljgTz8q8BJ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