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兰斯洛特·霍格本和社会生物学系

LSE社会生物学系的聘用书，对于兰斯洛特·霍格本（1895—1975）而言来得正是时候。191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辗转执教于许多大学，去过包括伦敦、爱丁堡和蒙特利尔等各处，1929年在开普敦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霍格本受过卫理公会教派的影响，青年时期信仰社会主义，一战中因反叛入狱，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感到不满（Hogben1998，chap.12）。因此，他把握时机离开南非，在英国继续自己的研究。

从贝弗里奇的角度来说，霍格本是合适的人选，聘用他担任社会生物学教授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霍格本在知识生态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该领域拥有多样化的方法论（Bowler2009，chaps.7 and9）。霍格本与朱利安·赫胥黎、J.S.霍尔丹以及F.A.E.克鲁合作建立一个实验生物学学会并处于领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创办《英国实验生物学》杂志（Erlingsson2005）。 霍格本团队受到英国主流生物科学论坛的阻挠，尤其是来自皇家学会的打击。由此，他们建立上述机构发展实验生物学，认为实验生物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遗传学和进化论的迫切问题，促进生物学与物理学同步发展（Mazumdar1992，chap.4；Bud 1993，chaps 3 and 4）。

另一个原因是，霍格本热衷于将生物学和社会联系起来。他虽然赞同“弗朗西斯·高尔顿对优生学的一般性术语定义”，但认为“有关优生学的宣传有所扩大，将遗传原则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则太过夸张”（Hogben1930，193194）。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方法论的缺陷，尤其是优生学家对于家谱过分简单地使用，英国优生教育学会的专家就是一例（Mazumdar1992，chap.4）。另外，霍格本认为许多优生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现出政治歧视，将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工人阶级繁殖率增长。

入职LSE之后，霍格本告诉贝弗里奇，他认为新建立的社会生物学系应当解决这些问题：

发明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并将调查建立在更稳定的基础上。将调查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源于对低等动物和人类行为的研究。优生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自己的调查结论十分满意，结论看起来真实可信。社会生物学系注重对于数据进行检查，以使得结论清晰明确。

在1930年10月的就职演讲上，霍格本指出，这些问题与各专业的科学家和政治派别息息相关，恰当的研究方法的缺失造成生物学思想可以为几乎所有政治观点服务。在这方面，霍格本继续讲道：

我强调，社会生物学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对不健康的实验对象消毒，而是在实验之前对实验工具消毒……社会生物学家在许多方面需要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进行合作。若想发掘决定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社会生物学必须运用实验观察方法才会有重大进展。（1931a，23）

霍格本坚持认为社会生物学应当采用实验观察法，这使得他成为TNBSS计划中的重要人物。虽然贝弗里奇最初向LSRM表明学院不需要建立生物学实验室，但是霍格本明确提出，只有在能够继续从事动物学实验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任命。 最终，霍格本获得一个设施齐全的实验室，配备有工作台、化学药品、特殊设备（包括光谱仪和离心机），还配有一名实验助理和能够容纳1500只动物的场地，该实验室位于学院的中心区霍顿街。此外，贝弗里奇帮助霍格本组建了一个特别的研究团队，工作地点位于社会生物学系下属的一个三层教研区。虽然很多人在该系从事过研究，但时间很短暂，该系核心团队由人口学家组成，包括伊妮德·查尔斯、勒内·库琴斯基和大卫·格拉斯。伊妮德·查尔斯是霍格本的妻子；勒内·库琴斯基是来自德国的难民，他于1933年在LSE的学术自由委员会帮助下逃离德国，进入该学院工作（学术自由委员会是帮助学者逃离纳粹政权的机构）；大卫·格拉斯在1931年由贝弗里奇给予了第一个研究生工作岗位。

1930年代早期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类别。第一种是统计学研究。例如，作为该专业第一批研究之一，路易·赫尔曼受命于霍格本，在伦敦地区向4000多名学龄期双胞胎发放问卷调查，用以研究遗传、环境、智力和心理之间的关系（Herrmanand Hogben1933）。第二种，霍格本和他的研究生（大部分来自开普敦）继续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研究焦点最初集中于“生殖生理学”，霍格本夫妇在研究动物卵巢，特别是兔子和非洲爪蟾蜍卵巢的基础上得出新的妊娠测试（Hogben1946）。另外，在把握德国遗传学最新发展动态的基础上，霍格本致力于研究进化理论中先天和后天因素的相互作用，该议题成为他任教于社会生物学系后发行的两本著作的核心（Hogben 1931b，1933；Tabery 2008）。

到1930年代中期，LSE的研究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社会生物学系创办了一系列杂志，例如《优生学年报》、《生物化学杂志》、《英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美国自然学家》，以及爱丁堡皇家学会学报、伦敦研究出版物。贝弗里奇致力于“杂交”自然和社会科学，将重点集中于以下一系列主题：人口繁殖能力的差异、人口下降、社会流动、教育机会和智力测验。社会生物学系针对这些议题做了大量研究，以威廉·配第的著作为蓝本，发表了500页的《政治算术》（Hogben 1938b）。

该系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上述议题，在研究不同阶层结婚率和生育率时，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尤其广泛。霍格本在《政治算术》的序言中提及要将实验方法运用于今后的研究中。例如，他提出“随机选择相同职业的不同父母群体，采取不同的方法评估他们的生活”，以便深入分析激励和制约人类繁殖的因素（Hogben1938a，35）。关于这一议题，优生学家分歧尚存。霍格本认为，将实验方法引入遗传学有助于全面理解人类行为。正是基于这一点，贝弗里奇希望社会生物学系为其他社会学家提供参照，特别是他在就职演讲上提到的，那些不需要足够的事实依据就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然而，该系并未缓和社会科学的争论，而是揭露了观察法争论背后的政治原因。 C9Kyv6m2xl+ybChvgbeJmWMRVuUdlvqJK4WJOvCZO8KV5Mfz1uZVHg+ROnpArQ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