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19年，西德尼·韦伯雇用贝弗里奇担任LSE董事，取代政治家威廉·彭伯·李维斯，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立于1895年，由一群推崇费边主义的费边协会会员倡议，他们对英国传统大学提出挑战，质疑这些大学在对待社会和社会问题时态度并不十分科学和严谨（Dahrendorf1995）。LSE很快就发展为英国一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07年，L.T.霍布豪斯成为本国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LSE注重发展经济学，众所周知，该校经济学系可以与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相媲美（Renwick 2012；Koot 1982）。然而，LSE想要实现初创时期的理想，急需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发展壮大。
为了实现自己最初的理想，贝弗里奇决定迎接挑战。他于1890年代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担任伦敦东部著名济贫院汤因比会馆副院长，在此期间，他认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问题，于是开始关注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失业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他有一部优秀的著作《失业：一个工业社会的问题》（1909）。此外，贝弗里奇还担任了许多公务员职务，在介绍劳工、促进社会保险事业、制定战时食物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后，他决定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尤其关注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发展历史，并逐渐沉迷于这一研究（Harris 1997，260；Beveridge 1939）。因此，当韦伯告诉贝弗里奇LSE的董事有大量时间可以从事研究，他便接受邀请。
贝弗里奇1920年10月的就职演讲稿随后刊登在学院新创刊的杂志《经济学》上，这是该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他认为担任董事是从事研究的好机会，并且能促进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具体来说，他希望利用自己在LSE的职位优势，告知人们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即获得与自然科学家同等的尊重与认同。虽然这个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方法论。社会科学家往往忽视严格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主体的重要性，这会逐渐消耗研究者对于公正、可靠性和科学权威的热情。
为解决上述问题，贝弗里奇倡议社会科学家向生物学家学习。后者在19世纪中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主要是围绕进化论的争论，尤其是“达尔文的斗犬”T.H. 赫胥黎的著作。贝弗里奇援引1854年一篇名为《自然科学的教育价值》的文章，告诉听众四点原则（赫胥黎曾借此四点原则阐明科学不同于其他行业）：
1.观察、实验（实验只是观察的特殊形式）。
2.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比较和分类，运用归纳法归纳出一般结论。
3.再根据一般结论推论具体事实，提出假设，开展观察。
4.用新的观察验证推论。（1921，4）
虽然赫胥黎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运用的原则应当具有科学性，但同时也认为这些原则不需要绝对平衡。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使得从业者不可能完全模仿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但同时，赫胥黎强调，坚持这四项原则可以保证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大方向基本正确。贝弗里奇的讲话体现了他对LSE经济学家的重视。他详细交代了最后一点：
在历史上，自然科学不得不摆脱只有演绎法的境况。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在于缺少一定事实的基础就急于演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没有任何事实积累；有一种假说认为，工人工资的增长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工资基金理论”；“工会不会提高工人工资”，上述这些爆炸性学说并没有足够的调查依据。所以，经济学家需要全面了解经济学这门科学，就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经济学家也应当以充分的观察为基础，以得出总命题为目标（而不是收集观察到的事实），要有足够的耐心实现目标。（1921，8）
两年后，LSE进行大规模扩建，贝弗里奇努力使观察成为该学院的研究核心。马丁·布尔默和其他人记录到，劳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LSRM）资助大约45万英镑，用于学院的扩建和二三十年代的科研、教学。扩建后的LSE是原来的两倍，规模保留至今。（Bulmer 1982，1984；Bulmer and Bulmer 1983；Fisher 1980，1983，1984；Ahmad 1987.）
例如，洛克菲勒基金用于A.L.鲍利“伦敦生活和劳动”新调查；用于建立新院系（比如，国际关系系）、聘请新教授，学院于1927年聘请阿林·杨格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讲授救济理论。这一时期，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学院学术成果颇丰：R.H.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艾琳·鲍尔与托尼合作编辑出版的三卷本《都铎王朝时期的经济文献》（1924），罗宾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贝弗里奇的《失业：一个工业社会的问题》再版（1930），比以前的版本更详细。1920年代初期，贝弗里奇聘请罗宾担任研究助理，对再版的创作帮助很大。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贝弗里奇忙于同LSRM的主管比尔兹利·鲁梅尔谈判，希望后者能够资助TNBSS计划。他在就职演讲中就概述过实施TNBSS计划，1925年7月的LSRM的备忘录中提到通过TNBSS计划“完善LSE的社会科学之圈”，在方法和内容上发展社会科学。贝弗里奇希望：
（在“学院的经济系和政治系”）再建一个研究群体，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自然基础，包括人体材料和自然环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联系。人体材料的研究应当包括人类学，“社会生物学”（遗传学、人口学、人口动态统计、优生学和劣生学），生理学（目前关注疲劳问题和营养问题），经济心理学和公共健康。在自然环境方面，主要研究自然资源、农业和水文气象……将上述研究群体增设入学院现有建制，该举措将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步骤。一方面，该措施直接拓宽人类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它间接促进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将前者的研究方法输入后者。（1953，382-83）
在实验心理学和贝弗里奇“以观察为根据的科学”理念的影响下，鲁梅尔迅速对上述提议进行追踪，并于次年1月宣布LSRM将投入150000英镑支持该项计划（Craver1986）。
虽然人类学研究直接获益于这一资助（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获得经费支持），但总而言之，进展是缓慢的。
社会生物学进步缓慢的原因之一是贝弗里奇的构想。他告诉LSRM，“他希望有生物学知识的人去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调查侧重统计学”（Beveridge1953，383）。最终，他被迫于1927年11月告诉鲁梅尔“进展缓慢”，因为社会生物学取得成就需要“找到合适的人选”。
贝弗里奇承诺此后三年在社会生物学领域不会有新的任命。但是，从生物学家兰斯洛特·霍格本1930年任教社会生物学系以来，贝弗里奇在方法论和推进自己计划方面都在寻求新的人选。
LSE社会生物学系的聘用书，对于兰斯洛特·霍格本（1895—1975）而言来得正是时候。191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辗转执教于许多大学，去过包括伦敦、爱丁堡和蒙特利尔等各处，1929年在开普敦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霍格本受过卫理公会教派的影响，青年时期信仰社会主义，一战中因反叛入狱，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感到不满（Hogben1998，chap.12）。因此，他把握时机离开南非，在英国继续自己的研究。
从贝弗里奇的角度来说，霍格本是合适的人选，聘用他担任社会生物学教授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霍格本在知识生态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该领域拥有多样化的方法论（Bowler2009，chaps.7 and9）。霍格本与朱利安·赫胥黎、J.S.霍尔丹以及F.A.E.克鲁合作建立一个实验生物学学会并处于领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创办《英国实验生物学》杂志（Erlingsson2005）。
霍格本团队受到英国主流生物科学论坛的阻挠，尤其是来自皇家学会的打击。由此，他们建立上述机构发展实验生物学，认为实验生物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遗传学和进化论的迫切问题，促进生物学与物理学同步发展（Mazumdar1992，chap.4；Bud 1993，chaps 3 and 4）。
另一个原因是，霍格本热衷于将生物学和社会联系起来。他虽然赞同“弗朗西斯·高尔顿对优生学的一般性术语定义”，但认为“有关优生学的宣传有所扩大，将遗传原则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则太过夸张”（Hogben1930，193194）。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方法论的缺陷，尤其是优生学家对于家谱过分简单地使用，英国优生教育学会的专家就是一例（Mazumdar1992，chap.4）。另外，霍格本认为许多优生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现出政治歧视，将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工人阶级繁殖率增长。
入职LSE之后，霍格本告诉贝弗里奇，他认为新建立的社会生物学系应当解决这些问题：
发明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并将调查建立在更稳定的基础上。将调查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源于对低等动物和人类行为的研究。优生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自己的调查结论十分满意，结论看起来真实可信。社会生物学系注重对于数据进行检查，以使得结论清晰明确。
在1930年10月的就职演讲上，霍格本指出，这些问题与各专业的科学家和政治派别息息相关，恰当的研究方法的缺失造成生物学思想可以为几乎所有政治观点服务。在这方面，霍格本继续讲道：
我强调，社会生物学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对不健康的实验对象消毒，而是在实验之前对实验工具消毒……社会生物学家在许多方面需要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进行合作。若想发掘决定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社会生物学必须运用实验观察方法才会有重大进展。（1931a，23）
霍格本坚持认为社会生物学应当采用实验观察法，这使得他成为TNBSS计划中的重要人物。虽然贝弗里奇最初向LSRM表明学院不需要建立生物学实验室，但是霍格本明确提出，只有在能够继续从事动物学实验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任命。
最终，霍格本获得一个设施齐全的实验室，配备有工作台、化学药品、特殊设备（包括光谱仪和离心机），还配有一名实验助理和能够容纳1500只动物的场地，该实验室位于学院的中心区霍顿街。此外，贝弗里奇帮助霍格本组建了一个特别的研究团队，工作地点位于社会生物学系下属的一个三层教研区。虽然很多人在该系从事过研究，但时间很短暂，该系核心团队由人口学家组成，包括伊妮德·查尔斯、勒内·库琴斯基和大卫·格拉斯。伊妮德·查尔斯是霍格本的妻子；勒内·库琴斯基是来自德国的难民，他于1933年在LSE的学术自由委员会帮助下逃离德国，进入该学院工作（学术自由委员会是帮助学者逃离纳粹政权的机构）；大卫·格拉斯在1931年由贝弗里奇给予了第一个研究生工作岗位。
1930年代早期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类别。第一种是统计学研究。例如，作为该专业第一批研究之一，路易·赫尔曼受命于霍格本，在伦敦地区向4000多名学龄期双胞胎发放问卷调查，用以研究遗传、环境、智力和心理之间的关系（Herrmanand Hogben1933）。第二种，霍格本和他的研究生（大部分来自开普敦）继续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研究焦点最初集中于“生殖生理学”，霍格本夫妇在研究动物卵巢，特别是兔子和非洲爪蟾蜍卵巢的基础上得出新的妊娠测试（Hogben1946）。另外，在把握德国遗传学最新发展动态的基础上，霍格本致力于研究进化理论中先天和后天因素的相互作用，该议题成为他任教于社会生物学系后发行的两本著作的核心（Hogben 1931b，1933；Tabery 2008）。
到1930年代中期，LSE的研究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社会生物学系创办了一系列杂志，例如《优生学年报》、《生物化学杂志》、《英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美国自然学家》，以及爱丁堡皇家学会学报、伦敦研究出版物。贝弗里奇致力于“杂交”自然和社会科学，将重点集中于以下一系列主题：人口繁殖能力的差异、人口下降、社会流动、教育机会和智力测验。社会生物学系针对这些议题做了大量研究，以威廉·配第的著作为蓝本，发表了500页的《政治算术》（Hogben 1938b）。
该系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上述议题，在研究不同阶层结婚率和生育率时，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尤其广泛。霍格本在《政治算术》的序言中提及要将实验方法运用于今后的研究中。例如，他提出“随机选择相同职业的不同父母群体，采取不同的方法评估他们的生活”，以便深入分析激励和制约人类繁殖的因素（Hogben1938a，35）。关于这一议题，优生学家分歧尚存。霍格本认为，将实验方法引入遗传学有助于全面理解人类行为。正是基于这一点，贝弗里奇希望社会生物学系为其他社会学家提供参照，特别是他在就职演讲上提到的，那些不需要足够的事实依据就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然而，该系并未缓和社会科学的争论，而是揭露了观察法争论背后的政治原因。
到1930年代中期，社会生物学系及其合作者研究成果颇丰。然而，TNBSS很快出现危机。1934年末，一名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谈及，虽然贝弗里奇相信“自己仍然能够在社会生物学实验中取得成功”，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计划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就连霍格本对自己的研究也不抱乐观态度，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学院的整个社会生物学产生怀疑”。
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分部官员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继续资助该项目，尤其是新建的独立生物分子研究部门（Kohler1976）。
除了对贝弗里奇管理方式越来越多的不满之外（Harris1997；Dahrendorf1995），该学院经济学的变动也给TNBSS带来负面影响。1926年，艾德温·坎南退休，三年后阿林·杨格去世，利奥尼尔·罗宾斯于同年接任经济学教授，此前，他在牛津大学干过短期工作。他与LSE的许多同事有共同点，但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英国经济学领域的其他成员，广泛阅读欧洲经济学文献，关注弗利德里奇·哈耶克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Hayek1933a）。大萧条时期，罗宾斯与凯恩斯就英国政府的政策展开激烈争论，在争论中，罗宾斯开始意识到哈耶克的政策和理论观点与他相似（Howson and Winch 1977）。1931年，哈耶克应邀在LSE举办了一系列讲座，随后出版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价格与生产理论》，并于次年任LSE经济科学与统计学教授（Caldwell 2004，chap.8；Robbins 1971，127）。历史学家分析，他反对凯恩斯和剑桥学派，这加固了学院反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Koot1982）。
虽然哈耶克的一些主张得到贝弗里奇的认同，尤其是税率政策，但是他的到来加重了关于TNBSS的争论（Beveridge1931），因为他反对该计划提倡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他在奥地利接受教育，19世纪后半期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爆发了“方法论之争”，对欧洲和北美造成很大震动，对此，他仍心有余悸（Caldwell 2004，chap.9，2006；Shearmur 2010）。另一方面，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创始人奥图·纽拉特的影响，哈耶克从政治术语角度审视那场“方法论之争”。具体而言，他将纽拉特实证主义运用于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为代表），认为经济历史学派代表着社会主义和国家扩张。
1933年就职演讲上，哈耶克就上述问题提出“经济思想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他本人后来也对这些要点进行明确的阐述（1983，118）。他将经济学的诞生描述为“调查研究和驳斥乌托邦式的提议”，这种“乌托邦式的提议旨在改进现存制度的不良方面，忽视了这些不良方面可以保证现存制度运作”（Hayek1933b，123）。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的核心是自然和有益的秩序，自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逐步摆脱个人行动。因此，恰当的干涉和强制以产生更好的效果是经济学的出发点。
理论分析是经济学的关键，哈耶克认为，联系和依赖是建立自然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键。19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历史学派采取的理论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其着重描述和分析具体环境下的事件，难以进一步理解个别现象如何联系起来并形成整体。因此，该派信奉干涉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哈耶克认为，在经济学历史上，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经验主义者在对待公众意见时摇摆不定。
经验不足的个体从单个方面去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但是从经济学出发，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就会对所关注的国家有清晰的认知。比如，研究德国“分析思维”衰落的原因时，以美国为参照物，后者在最近才有此迹象。甚至以英国为美德两国的媒介，这样就可以发现，“分析思维”在德国早已开始动摇，知识分子和公众意见的地位发生改变。要求政府对经济生活进一步控制的大众阻碍了知识分子的开拓步伐。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也是前一代人革命性思考的“结晶”。认识到这些并不能决定未来是否属于他们（也许会）。但是，有趣的是，它阐明了知识进步的重要作用。（Hayek 1933b，136）
基于此，哈耶克不支持TNBSS，也不接受霍格本领导的原因不难理解。1934年，基金会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约翰·范·西克勒告知哈耶克：“如果社会生物学研究照此发展，基金会将不再继续为学院提供资金。”自此，贝弗里奇的计划开始减缓LSE的发展步伐。
贝弗里奇不断地向抱迟疑态度的教授们（包括哈耶克）保证，“社会生物学研究在基金会很受欢迎”。约翰·范·西克勒的说法迫使贝弗里奇捍卫自己的计划。
1935年5月，他向基金会自然科学分部长解释到，社会生物学系有两点存在的必要。“第一，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社会基本单元由生物有机体组成；第二，生物学需要与社会科学相联系，以避免犯‘人类从老鼠进化来的错误’。”
此外，霍格本在给基金会的备忘录中提到，只有建立配备齐全的实验室才能实现社会生物学系的目标，因为不仅“人类遗产需要准确科学”，而且“统计学数据离不开实验研究”。
洛克菲勒基金会、哈耶克和其他学者并不赞同这些说法。霍格本认为当前形势对他不利，也不利于他招募研究生，所以开始寻找新工作。1936年年末，他就任阿伯丁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教授。离开LSE后，在给贝弗里奇的信中，他谈道：“与经济学家合作的这六年损害了自己实验科学家的声誉，希望在阿伯丁大学任教可以快点拯救自己的名誉。”
回顾在LSE的执教经历，他认为与他观点相近的人很少，但是他对两个人存在误解——“哈耶克和罗宾斯所教的经济学就像占星学，皇家学院称之为‘古代哲学家概念性和爱争辩的举动’”（Hogben1998，130）。在他看来，LSE的经济学系是“维也纳西部经济学最后的大本营，是极端个人主义，形而上学谬论的伪装”（120）。
正如霍格本所说，社会生物学实验折磨着与之相关的每个人。哈耶克（1983，111—113）否定贝弗里奇除管理之外的各方面能力，罗宾斯（1932，136—137）虽然与贝弗里奇私交甚好，但也明白后者经济学能力的欠缺对LSE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是一大威胁。霍格本的离开意味着社会生物学实验的终结。在如何管理LSE的问题上，专业委员会与新力量联合阻止贝弗里奇关于社会生物学教授的新任命。与霍格本的结局一样，贝弗里奇开始另谋出路。在工作18年后，他于1937年发表卸任演讲，并于同年就任伦敦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