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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西德尼·韦伯雇用贝弗里奇担任LSE董事，取代政治家威廉·彭伯·李维斯，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立于1895年，由一群推崇费边主义的费边协会会员倡议，他们对英国传统大学提出挑战，质疑这些大学在对待社会和社会问题时态度并不十分科学和严谨（Dahrendorf1995）。LSE很快就发展为英国一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07年，L.T.霍布豪斯成为本国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LSE注重发展经济学，众所周知，该校经济学系可以与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教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相媲美（Renwick 2012；Koot 1982）。然而，LSE想要实现初创时期的理想，急需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发展壮大。
为了实现自己最初的理想，贝弗里奇决定迎接挑战。他于1890年代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担任伦敦东部著名济贫院汤因比会馆副院长，在此期间，他认识到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问题，于是开始关注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失业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他有一部优秀的著作《失业：一个工业社会的问题》（1909）。此外，贝弗里奇还担任了许多公务员职务，在介绍劳工、促进社会保险事业、制定战时食物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后，他决定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尤其关注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发展历史，并逐渐沉迷于这一研究（Harris 1997，260；Beveridge 1939）。因此，当韦伯告诉贝弗里奇LSE的董事有大量时间可以从事研究，他便接受邀请。
贝弗里奇1920年10月的就职演讲稿随后刊登在学院新创刊的杂志《经济学》上，这是该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他认为担任董事是从事研究的好机会，并且能促进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具体来说，他希望利用自己在LSE的职位优势，告知人们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即获得与自然科学家同等的尊重与认同。虽然这个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方法论。社会科学家往往忽视严格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主体的重要性，这会逐渐消耗研究者对于公正、可靠性和科学权威的热情。
为解决上述问题，贝弗里奇倡议社会科学家向生物学家学习。后者在19世纪中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主要是围绕进化论的争论，尤其是“达尔文的斗犬”T.H. 赫胥黎的著作。贝弗里奇援引1854年一篇名为《自然科学的教育价值》的文章，告诉听众四点原则（赫胥黎曾借此四点原则阐明科学不同于其他行业）：
1.观察、实验（实验只是观察的特殊形式）。
2.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比较和分类，运用归纳法归纳出一般结论。
3.再根据一般结论推论具体事实，提出假设，开展观察。
4.用新的观察验证推论。（1921，4）
虽然赫胥黎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运用的原则应当具有科学性，但同时也认为这些原则不需要绝对平衡。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使得从业者不可能完全模仿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但同时，赫胥黎强调，坚持这四项原则可以保证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大方向基本正确。贝弗里奇的讲话体现了他对LSE经济学家的重视。他详细交代了最后一点：
在历史上，自然科学不得不摆脱只有演绎法的境况。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在于缺少一定事实的基础就急于演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没有任何事实积累；有一种假说认为，工人工资的增长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工资基金理论”；“工会不会提高工人工资”，上述这些爆炸性学说并没有足够的调查依据。所以，经济学家需要全面了解经济学这门科学，就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经济学家也应当以充分的观察为基础，以得出总命题为目标（而不是收集观察到的事实），要有足够的耐心实现目标。（1921，8）
两年后，LSE进行大规模扩建，贝弗里奇努力使观察成为该学院的研究核心。马丁·布尔默和其他人记录到，劳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LSRM）资助大约45万英镑，用于学院的扩建和二三十年代的科研、教学。扩建后的LSE是原来的两倍，规模保留至今。（Bulmer 1982，1984；Bulmer and Bulmer 1983；Fisher 1980，1983，1984；Ahmad 1987.）
例如，洛克菲勒基金用于A.L.鲍利“伦敦生活和劳动”新调查；用于建立新院系（比如，国际关系系）、聘请新教授，学院于1927年聘请阿林·杨格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讲授救济理论。这一时期，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学院学术成果颇丰：R.H.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艾琳·鲍尔与托尼合作编辑出版的三卷本《都铎王朝时期的经济文献》（1924），罗宾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贝弗里奇的《失业：一个工业社会的问题》再版（1930），比以前的版本更详细。1920年代初期，贝弗里奇聘请罗宾担任研究助理，对再版的创作帮助很大。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贝弗里奇忙于同LSRM的主管比尔兹利·鲁梅尔谈判，希望后者能够资助TNBSS计划。他在就职演讲中就概述过实施TNBSS计划，1925年7月的LSRM的备忘录中提到通过TNBSS计划“完善LSE的社会科学之圈”，在方法和内容上发展社会科学。贝弗里奇希望：
（在“学院的经济系和政治系”）再建一个研究群体，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自然基础，包括人体材料和自然环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联系。人体材料的研究应当包括人类学，“社会生物学”（遗传学、人口学、人口动态统计、优生学和劣生学），生理学（目前关注疲劳问题和营养问题），经济心理学和公共健康。在自然环境方面，主要研究自然资源、农业和水文气象……将上述研究群体增设入学院现有建制，该举措将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步骤。一方面，该措施直接拓宽人类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它间接促进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将前者的研究方法输入后者。（1953，382-83）
在实验心理学和贝弗里奇“以观察为根据的科学”理念的影响下，鲁梅尔迅速对上述提议进行追踪，并于次年1月宣布LSRM将投入150000英镑支持该项计划（Craver1986）。
虽然人类学研究直接获益于这一资助（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获得经费支持），但总而言之，进展是缓慢的。
社会生物学进步缓慢的原因之一是贝弗里奇的构想。他告诉LSRM，“他希望有生物学知识的人去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调查侧重统计学”（Beveridge1953，383）。最终，他被迫于1927年11月告诉鲁梅尔“进展缓慢”，因为社会生物学取得成就需要“找到合适的人选”。
贝弗里奇承诺此后三年在社会生物学领域不会有新的任命。但是，从生物学家兰斯洛特·霍格本1930年任教社会生物学系以来，贝弗里奇在方法论和推进自己计划方面都在寻求新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