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威廉·贝弗里奇（1879—1963）发表演讲，卸任伦敦经济学院（LSE）董事一职。在他任职的18年间，LSE由伦敦大学的一个小学院发展成世界领先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一批名人，诸如利奥尼尔·罗宾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曾经在此读书或任教。然而，贝弗里奇对自己任职期间的成就感到非常失望——他没能成功改革该学院的社会科学，这一点尤其令他沮丧。贝弗里奇建议听众们思考一下，一个不懂经济的外行是怎样理解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学的，借此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外行们没有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而是将其看作“中世纪逻辑的残余”（Beveridge1937，466）。对此，贝弗里奇谈到，经济学家应当把握住两个关键点，即观察和客观性，那么，人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视经济学为科学了。

贝弗里奇的听众们熟知他对于观察和客观性的重视程度。的确，他曾经有一个计划叫作“社会科学的自然基础”（TNBSS），将观察和客观性作为该计划的核心要素，这导致他日后争议不断。社会生物学系处于一位有名望的英国遗传学家领导下，TNBSS被视为“杂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手段。特别是，TNBSS能够保证经济学家开展新的观察。本文旨在阐明20世纪30年代贝弗里奇聘用遗传学家的原因，TNBSS计划失败后，又是什么让他觉得处于危机之中。

如上所述，贝弗里奇在1920年的就职演说中将TNBSS提上学校的议事日程。他认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通常有两个主要的错误：结论缺乏充足的依据，与政治观点联系较密。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有很大关系。因此，他希望聘用兰斯洛特·霍格本促进TNBSS的发展，借用后者著名的遗传学研究为社会科学家树立方法论的榜样，并帮助他们拓宽视野。但是，本文第三部分将会提到LSE的著名教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怀疑并反对贝弗里奇的计划。

在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需要讨论一系列相关要点。第一个要点可以简单命名为“观察的政治学”。贝弗里奇认为，改革观察实践有利于消除经济学争论中对于意识形态的狂热。然而，在1920年代经济出现问题和19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他的计划很难得到认同。虽然他对自己创立的客观观察方法非常自信，但是批评家们持反对态度。因此，本文将探索观察方法如何在学科范围甚至更广泛的世界中具有政治意义，这也会引起人们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关注（Porter2011；Savage 2010）。

紧跟上述问题而来的是另一个讨论，这一讨论被视为是反事实的。众所周知，在LSE的讨论引起了对经济学史其他方面的回顾，特别是方法论。然而，TNBSS计划并非仅仅研究方法论。值得注意的是，贝弗里奇非常关注经济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究竟为何要在LSE中建立社会生物学系？他希望人们讨论实验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于我们而言，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应该回顾贝弗里奇任职伊始的情形和他改革社会科学的初衷。 b2qFhgwwVQAXNVEBmUssg3Yw7djHXbanO0N1xHIC58TB/QyeKftECrCJVVY68c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