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牙买加与特立尼达成为英属加勒比殖民地中第一批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西印度联邦的其他成员也努力跟进。1966年,西印度联邦小国中最具活力的巴巴多斯获得了独立。同年,安提瓜、百慕大、圣基茨尼维斯和向风群岛(包括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露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群岛)获得了邦联地位,以使得这些小型岛国能够实行内部自治。然而逐渐地,每个属地都开始迈向独立:格林纳达在1974年,多米尼加在1978年,圣露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群岛在1979年,安提瓜和百慕大在1981年,圣基茨尼维斯在1983年相继独立。并非西印度联邦成员国的几内亚,英属洪都拉斯和巴哈马在1966年、1981年和1973年也取得了独立地位。美国的冷战利益及其对共产主义的忧虑在几内亚非殖民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国同样担忧印第安裔加勒比人切迪·贾根(Cheddi Jagan)所领导的人民进步党(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态度,并在1953年发动军事干预试图剥夺其权力。随之,贾根于1962年再次当选后,英国宣布中止现行宪法。美国随后催促英国将传统的“简单多数获胜制度(first-past-the-post system)”更改为“比例代表制度”,希望这能够保证非裔加勒比领袖福布斯·伯纳姆(Forbes Burnham)当选。 [16]
时至今日,仍然有部分加勒比岛屿尚未获得独立:它们包括百慕大、蒙特塞拉特、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以及安圭拉。它们现在成了英国的海外领土,对内享有自治权,而防务与外交则由英国政府负责。出于政治保守主义、作为避税天堂和对“美金”的依赖,以及“英国治下的安全”的考虑, 安圭拉、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很少有独立的愿望。其他三个英国海外领土则是由于公众的不赞成、对地方治理能力的深切关注,以及与其他地区自然距离较远阻止了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比如,当蒙特塞拉特岛的火山在1995年爆发时,将近2/3的本地居民被迫撤离此地并基本去了英国。换言之,这些地区与英国的关系为其民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
斯宾塞·莫比的著作《有秩序的独立》将非殖民化视为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民族主义领袖与英国官员会晤商谈未来权利与责任,并以殖民地获得正式的独立而告终。然而非殖民化并非仅仅是一个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与社会进程。同样地,我认为加勒比非殖民化并非如莫比所说那样始于1947年的蒙特哥湾会议,而是更早。实际上可以将它追溯到一战后种族意识觉醒时期。对种族现状的质问同时也是对殖民地现状的质问。当牙买加与其他岛屿处于依附地位时,社会精英皆是白人(大部分是作为海外公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社会底层由那些底层平民、非熟练劳工、深色皮肤的人构成。大部分浅色皮肤的教师、职员与其他职业人士则构成中间阶层。无论所谓的“褐肤色中间阶级”能挣多少钱,他们都无法挤进上层社会,而下层阶级深色皮肤的男孩女孩们很难在成年后获得中间阶级的地位。马库斯·加维并非是第一个公然质疑这个等级体系是否合理的人,但是他第一个为此组织社会运动——他拥护“种族骄傲”的理念,认为底层民众应像上层一样受到赏识。他也提议要改变现状,让社会阶梯能够对底层开放。
1962年的独立并没有彻底地改变牙买加的种族现状。牙买加黑人为寻求独立准备多年并逐渐获得实权,在独立后继续主导政坛。但是种族乃至肤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很多男人与女人依旧偏爱与比自己肤色浅的人结婚;很多雇主都倾向于雇佣浅色皮肤的职员来担任客户接待;民众仍然希望他们的总理或总督如果不是白人,至少也要是一个浅肤色的人。换言之,独立并没有消除白种人的优越性。这种现象持续至今,在选美大赛也能看到,那里总是由肤色非常浅的女孩获得冠军。
同样,当我们回顾独立后数十年的教育系统时,有人会认为加勒比地区尚未完成心理上的非殖民化进程。比如,直到1970年代之后,中学教育才开始采纳对应于英语考试系统的加勒比语考试系统,它的课程才开始包括加勒比历史与地理这类地方知识。即使现今大部分牙买加与其他前英属殖民地的儿童在家里讲克里奥尔语,他们在学校里仍然使用英语,穿的校服也是以英国学校的校服为原型设计的。更有甚者,殖民时期对考试的重视仍然延续下来——如果尚称不上强化的话。因此,学校教育仍然重视对事实的记忆与复述,而非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尽管在二战与独立之后,牙买加的本地白人或英国海外公民已经不再主导政治了,很多公司也都国有化了,但白人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时至今日白人精英家庭或拥有中东血统的家庭,比如马特隆(Matalon)、伊撒(Issa)和布莱克维尔(Blackwell)仍拥有牙买加很多重要企业,而牙买加黑人的资产则多局限于中小型企业。最近数十年内,很多国际公司都开始向这里投资。这样一来,本地经济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掌控在国外投资者手中,尽管他们不再来自英国本土。在独立前,这里严重依赖商品生产,而现今加勒比地区内很多地方因其金融离岸活动而出名,其他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大多来自旅游业。这使得有人指出,独立之后事态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外来者仍然在衡量这里“可投资性、土地与资源”的价值,而非裔民众仍然服从于白种人的利益。 或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地区正在遭受“新殖民主义统治”。 [17] 还必须指出,加勒比很多地区都严重依赖外国借贷与援助,这使得它们看起来远称不上独立。在2014年,牙买加从美国那里接受了价值高达9200万美元的援助。 从2008—2013年,牙买加在第10批欧洲发展基金(European Development Fund)的名义下获得了1亿2290万欧元的基金援助,用以提高宏观经济支持能力和改善治理能力——尤其是在治安与法制领域——以减少暴力犯罪。在第11批欧洲发展基金(2014—2020年)的规划中,牙买加将获得4600万欧元,大部分将用于本地的法制建设、环境、气候与公共财政管理。
我们还能从其他方面来质疑非殖民化进程是否已经结束。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前加勒比殖民地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视作国家元首,并将位于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Privy Councilin London)视作最高上诉法庭。更不必指出这些前殖民地都是英联邦的成员国。政治非殖民化的进程是否已经完成是值得质疑的。比如,牙买加曾在2013年发起过是否要像特立尼达和圭亚那那样成为共和国的辩论。2016年5月,新总理安德鲁·霍尼斯(Andrew Holness)将之加入了立法议程,但它是否能在牙买加工人党执政时期通过辩论并获得法案效力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同时,前殖民地与母国间还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由殖民地官员、军人与教员引进加勒比殖民地的板球,目前仍然是加勒比地区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很多被认为“英国风格”的习俗、做法、人物和事情仍然得到高度尊重。比如,想一想哈里王子在2012年访问牙买加时是如何得到隆重款待的,以及加勒比地区对于礼节和仪式的强调,就可明白。 与此同时,美国文化也大量渗透到这里。如果考虑到这里与美国间庞大的移民浪潮、较近的地缘距离和语言障碍的不存在就不会觉得惊奇了。美国文化获得支配地位的一种方式是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的电视放映。这些加勒比岛国获得独立后,它们只有少数电视台播放包含过时美剧在内的本地节目,并往往在一天内只播放几个时段。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24小时有线电视已经普及,国家电视台播放着更多类型的美国节目。有人因此质疑这里是否已经经历过文化非殖民化。
通过颁布新的宪法,采用新的国旗国歌,以及参与到联合国中所体现的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加勒比地区前英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已经完结了。自从独立以来,音乐家与艺术家尝试将独立赋予文化意义。特立尼达的卡吕普索音乐(calypso)和牙买加的雷鬼音乐试图表达本土自豪感,同时大量的小说与诗歌也被创作出来以回顾和反省牙买加的经历,其中很多使用了克里奥尔语。同样,包括特立尼达的“胡赛庆典”(Hosay)和巴巴多斯的“丰收狂欢”(Cropover)在内的嘉年华与节庆在殖民时代曾受到精英的诋毁与疏离,而现在则成了民族骄傲的标志,并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游客。在1970年代与1980年代,西印度板球队连连取胜,甚至战胜了英格兰板球队,从而也开始逐渐拥有一种地域自豪感。但是重建民族与地域身份认同的进程受到限制。许多学者都指出,很多前加勒比殖民地的国家认同总是与黑种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增加了后者与印第安裔及华裔少数群体的紧张感。
与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重建国家和地区身份认同的进程相比,前殖民地在经济与心理上更倾向于朝着英国与美国向外看而非向内看。加勒比地区已经尝试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关系,但尚未采取和欧盟相似的合作形式。在1973年,前英属加勒比殖民地设立了加勒比共同市场与共同体(Caribbean Common Market and Community),它最近也将海地和苏里南并入其中,由此拥有了15个成员国,但是这些国家的领袖并没做太多工作来促进经济的区域整合。同样,很多成员国尚未签署加入加勒比地区法院(Caribbean Court of justice)的协议。加勒比共同市场与共同体的不少成员国都希望继续将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作为最高上诉机构,因为它们担心加勒比地区法院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关于西印度联邦为何失败的解释似乎也能用在这里,以回答这种整合为何无法完成。
殖民主义的遗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加勒比的非殖民化进程为何尚未结束。和其他新独立的国家一样,牙买加及其他前加勒比殖民地在初生之时就由于殖民者的持续制度设计、安排与文化而先天不足。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历史意味着那些在独立进程中与英国政治家及殖民地官员谈判的、“棕色皮肤的”、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民族主义领袖也受到了英式规范及价值观念的浸染,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威斯敏斯特模式的政府体制——两党系统和两院制议会系统——即使很多学者都指出这种体制不适合移植于这些小国。这或许可以解释今日加勒比政治生活中的腐败、暴力与其他的弊病。 [18]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加勒比地区各政府更热心于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愿意发展本土企业,将经济变得更为自给自足;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地区内会出现种族、肤色与阶级之上的顽固等级体系。
此外,最近数十年内全球化与新殖民主义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加勒比地区获得完全非殖民化的前景依旧黯淡。对于加勒比地区内各政府来说,要获得国民经济增长并成为发达国家的关键在于同主要国际经济体建立联系,包括签署多边协议,鼓励国外资本直接投资,重新进行私有化,因为他们并未做多少工作来开发本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科技资源。 [19] 既然拒绝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当地政府可以通过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共同协作来探索基于地方经验的、能够使全社会而非仅富有阶级受益的发展战略。
[1] See for instance,Anderson, Histories of the Hanged ;Elkins,Imperial Reckoning.
[2] See for instance,Heinlein, Government Policy and Decolonisation .
[3] On the use of indentured servants in the Caribbean,see Newman, A New World of Labor .
[4] On the slave economy and society,see Knight,ed., The Slave Societies of the Caribbean .
[5] On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nd slavery,see Blackbur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
[6] On the move away from the plantations,see Holt, The Problem of Freedom .
[7] On Chinse migration in the Caribbean,see Lai, The Chinese in the West Indies .
[8] Lai, The Chinese in the West Indies ,p.287.
[9] Lai, The Chinese in the West Indies ,p.287.
[10] For a recent biography of Garvey see Grant, Negro with a Hat .
[11] See for instance Holt, The Problem of Freedom ;Bolland, On the March ;St Pierre,‘The 1938 Jamaican Disturbances’.
[12] See Palmer, Freedom’s Children .
[13] On the role of the destroyer-for-bases deal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US military in the Caribbean during WWII,see Füllberg-Stolberg,‘The Caribbea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Neptune, Caliban and the Yankees .
[14] Mawby, Ordering Independence ,pp.37-42 and 109-23.
[15] Mawby, Ordering independence ,pp.169-79.
[16] On the independence of Guyana,see Horne,Cold War in a Hot Zone,chaps 11-12;Mawby, Ordering Independence ,pp.182-203.
[17] Mandle, Persistent Underdevelopment .
[18] See the special issue‘Westminster in the Caribbean Revisited’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53.1(2015).
[19] On this process,see Lewis, Caribbean Sovereig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