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数年之后，西班牙随即占领了牙买加岛。西班牙人于1509年抵达此地，并发现了大量土著——泰诺人（Taino）。西班牙还占领了加勒比群岛的其他部分，包括古巴与伊斯帕尼奥拉岛（即现今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控制了经由此地的贸易航线。包括英国、法国、丹麦与荷兰在内的其他欧洲强国看到西班牙在此地获取了利益，也开始在加勒比进行殖民活动。1624年，英国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圣基茨（St Kitts）。英国在这里的殖民地主要由私人公司，而非国王或政府来拓殖。起初，由契约佣工来充当拓殖劳动力，这些人是需要通过数年的劳作来抵偿移民船资的英国人。他们无偿劳作，不过在契约期满后能获得所谓的“自由报酬（freedomdues）”，它们往往是一些土地、工具以及在加勒比地区最常见的金钱报酬。 ^[3]

牙买加拓殖稍晚，直到1655年英国才将它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过来。就像在英属加勒比其他地区一样，借由从非洲“输入”的黑奴，这里很快就建立起大规模蔗糖种植园。到18世纪30年代，牙买加已经成为加勒比地区最大的蔗糖产地。 为了提高蔗糖产量，加勒比殖民地开始“输入”更多奴隶。有人估计，在18世纪，牙买加所“输入”的奴隶人数多达70万。结果，到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时，英属加勒比地区的人口中只有不到10%是白人。 ^[4] 又过了30年，奴隶制才被最终废除，大约70万名黑奴得到解放。 ^[5]

1838年奴隶制废除之后，一部分被解放的奴隶仍然在蔗糖种植园劳作，但更多人离开了种植园成为小农。有人估计，到1845年，被解放的奴隶中有超过20%获得了小片自由保有地产。 ^[6] 大多居住在英国本土的白人蔗糖种植园主试图维持种植园的产量，但这么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他们设法从德国、马德拉群岛与中国引入移民。1854年，第一艘直接来自中国的移民船到达牙买加。1870年，另有200名中国移民也相继抵达，他们主要来自加勒比群岛其他地区。1880年，包括680名移民在内的第三批中国人到达了，他们随后将自己在中国的亲戚也带来此地。 ^[7] 时至今日，仍然能在加勒比看到中国移民的身影。牙买加的商业巨头迈克尔·李金（Michael Lee-Chin）同时拥有黑人与中国人的血统，他是国家商业银行的主席，拥有多处地产。

1917年之后，来自印度的契约佣工成为英属加勒比蔗糖种植园引入的主要劳动力：大约有25万人前往了圭亚那，15万人前往特立尼达，36000人前往牙买加。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年契约工，这意味着他们在契约期内无法离开他们的雇主，也不能拒绝被给予的工作。与那些在17世纪参与拓殖的契约佣工相比，他们能够获得的薪酬非常微薄。到契约期满后，他们可选择为其他雇主工作。直到工作十年之后，他们才能够获得自由并返回家乡。

华人移民并非契约佣工，也很少在种植园工作。他们主要定居在城镇中，很多人都开了干货食品店。现今牙买加一些著名的超市即起源于那些食品店。华人移民尤擅经商，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遭受到与日俱增的敌意。因此毫不奇怪，牙买加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以禁止引入来自中国的移民。1910年后，华人移民被要求缴纳30英镑的保证金，并需要通过一项证明他们能够用三种语言书写50个单词的书面考试。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对华人移民的限制甚至变得更严了。 ^[8]

华人移民繁衍了下一代，随后又有了孙辈，因此牙买加华人的数量逐年增加。1943年人口调查显示，一共有12394名华人在牙买加居住，他们可以被分为三类：在中国出生的有2818人，在本地出生的有4061人，身为华人与本地人混血的则有5515人。不过，华人在总人口中只占到1%。由于数世纪来不断从非洲引入奴隶，1943年牙买加的主要人种是黑人与混血人种。 ^[9]

随着奴隶制在1838年的废除，蔗糖种植园开始衰败，其中很多干脆不复存在。在1870年至1900年间，蔗糖出口从总出口额的44%下跌到10%。 这期间，另外一种出口作物——香蕉开始在牙买加占据重要地位。到一战时，香蕉出口已经占据了总出口额的50%。逐渐地，一些种植园开始合并，并通过用机器取代人力来进行现代化升级。那些被淘汰下来劳工被迫寻找其他工作。由于香蕉并非劳动密集型作物，很多劳工都无法在香蕉种植园内找到工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牙买加人都需要努力寻找工作。很多人在大萧条前曾暂时前往包括古巴与哥斯达黎加在内的加勒比其他区域的蔗糖与柑橘种植园内工作，但这些地区在大萧条中开始限制人口流动，因此他们又被迫返回牙买加，这对劳工市场施加了更大压力。牙买加岛内仅有少数工厂能吸纳过剩的劳动力，其中大部分是处理农副产品的小企业。同样在1930年代初期，香蕉生产受到了植物病的影响，这尤其对小农产生冲击。结果，在1930年代很多牙买加人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后者指他们一天内只能工作数小时，或在一周内只能工作数日。

英属加勒比其他地区在1930年代的情况也颇为类似：被遣返的移民人数剧增，工作岗位太少，进口成本上升，这些都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多民众都饱受苦难，他们买不起食物，付不起房租，也无法承担购买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费用。随着种族意识的觉醒，情况进一步恶化。本地出生的白人与英国的海外居民约占总人口的2%，却享有绝大部分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作为英属殖民地的牙买加拥有一名英国总督，由他来负责主持当地的立法议会。这个议会中约有半数都是政府官员（比如教育部门主管）与委任议员（由总督任命），而且他们都是白人。立法议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民选代表（每个行政区每五年选举一名）。这里尚未确立普遍选举制度，只有那些有一定收入或缴纳一定税金的人才有权将自己的名字列入选举人名单。到1930年代晚期，通过选举进入立法议会的民选代表主要是非裔后代，其中大部分人的肤色都相对较浅。那些无权参与普选的民众日益为他们的权利缺失而感到挫败。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涉及公共开支的建议，比如不能建议修建学校与医院。他们唯一的权利是反对由总督与政府官员出的预算方案，如政府与官方提议扩建港口或提高铁路部门主管的薪酬待遇，他们可以将其否决。但是如果总督认为某项提议十分重要，他仍然能够推翻民众的否决权。

立法议会的民选代表们也抱怨殖民地高级职位尽被英国人把持的现状，甚至医院的女总监，乃至中学的校长也都来自英国。牙买加人，尤其是那些肤色较深者难以在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身居高位，无论他们受过多好的教育。看到那些白人（大部分都是英国的海外国民）攫取了所有的政治权利，抢占了所有的高级职位，非裔牙买加政客们心生愤懑。牙买加普通民众也因为种族不平等而感到沮丧。

从19世纪晚期起，非裔牙买加人已经对当前种族关系有所不满，不过直到一战之后，这种不满才得到公开与广泛的表达。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与他的组织全体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在种族意识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加维于1887年诞生于牙买加一个多生子女家庭，他的父亲无法负担中学教育的高昂学费，所以加维成了一个印刷工人的学徒。他在这行干了数年，随后像其他牙买加人那样前往哥斯达黎加寻找工作。他在当地待了一段时间后，前往巴拿马，最后抵达英国。1914年，加维暂时回到牙买加并组建了进步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强化黑人的种族骄傲与种族团结意识。但是加维无法在牙买加为进步协会争取足够支持，因此他转而前往美国。在那里，进步协会的事业发展迅速，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黑人群众运动组织。在巅峰时期，进步协会在美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包括牙买加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分支组织。 ^[10]

1925年，加维在亚特兰大被判欺诈罪而入狱，并在两年后被引渡回牙买加。回到牙买加后，他开始致力于发展牙买加本地的进步协会。他也尝试通过选举进入立法议会，但是没有成功。不过，他设法在金斯顿与圣安德鲁的议会中得到了一个席位。作为一个政治家，加维指出了牙买加的种种不公现象，比如只有白人和肤色非常淡的女孩可以在商店与银行工作。 但是，他从未号召牙买加人去争取独立。实际上，进步协会的会议往往伴随着全体与会者歌唱《天佑吾王》的环节而结束。就此而言，他与那些心怀不满的立法议会民选代表并无区别，后者也从未想要独立，而仅仅是希望牙买加能建立代议制。这意味着拥有一个全部代表都由民选产生的立法议会。但与此同时，民选代表们确实清晰地表述了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希望任何肤色的牙买加人都能够在岛国的管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世界大萧条爆发之始，英属加勒比并没有独立的意愿，但是当地爆发了劳工骚乱，它于1934年开始于英属洪都拉斯，并在1938年的牙买加达到顶峰，事情由此开始发生变化。牙买加劳工骚乱起源于本地最大、最现代化的弗洛姆蔗糖种植园的罢工，随后迅速扩展到其他行业，如金斯顿的码头业。牙买加政府反应迅猛，调动了警察与军队并宣布紧急状态。这场骚乱持续了数周，期间有8人死亡，无数人受伤。直到政府向金斯顿的工人做出妥协，并宣布了一个方案来保证小农会更容易获得土地，这场骚乱才结束。 ^[11]

1930年代劳工骚乱的后果影响深远，它将牙买加及其他加勒比地区推向独立。首先，它产生了新的政治领袖。像其他牙买加人一样，亚历山大·布斯塔曼特（Alexander Bustamante）曾在古巴、百慕大与美国客居数年。他在1930年代初期回到牙买加支持罢工的劳工，随后由于发表要求民众反叛政府的演讲而被以煽动暴乱罪逮捕。他那做律师的堂兄弟诺曼·曼利（Norman Manley）将他救了出来。布斯塔曼特和曼利开始在牙买加独立政治活动中扮演关键的角色。骚乱后不久，布斯塔曼特组建了一个工会：布斯塔曼特产业工会（the Bustamante Industrial Trade Union）。由于布斯塔曼特在骚乱中支持劳工，他成为劳工之中的英雄人物。暴乱之后仅数月，曼利建立了牙买加历史上第一个政党：人民民族党（the People’s National Party）。它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民族主义政党，旨在于牙买加建立自治政府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曼利希望布斯塔曼特的产业工会能够与自己的政党结盟。但在1944年，布斯塔曼特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牙买加工人党（the Jamaica Labour Party）。曼利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工会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换言之，在骚乱之后，牙买加出现了两大政党，每个都拥有自己的工会。 ^[12]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1938年，格兰特利·亚当斯（Grantley Adams）建立了巴巴多斯进步联盟（Barbados Progressive League），他和曼利一样，在劳工骚乱中扮演了工人律师的角色。这个联盟随后更名为巴巴多斯工人党（Barbados Labour Party），并建立了巴巴多斯工会（Barbados Workers’ Union）。

1930年代末期的劳工骚乱同时也提出了建立自治政府的正式要求。它做了很多工作来改变英国政府对加勒比群岛未来状态的看法，这成为独立的先决条件。由于骚乱并不只发生在牙买加，同时也发生在巴巴多斯、圣基茨、特立尼达，以及几乎每一个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并伴随着大量的财产损失。英国政府建立了委员会来调查这场骚乱的爆发原因，同时尝试提出建议来防止事件重演。副国务大臣莫因勋爵（Lord Moyne）领导了这个委员会，他同委员会其他成员于1938—1939年来到加勒比地区，与部分个人及团体进行了交流，同时也收到大量书面证言。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西印度皇家委员会（The West India Royal Commission）于1940年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鉴于这个问题可能会损害英国的名誉，同时担忧德国可能借此进行反英宣传，报告的未删节版直到二战后才被允许出版。不过，在二战时，加勒比殖民地总督被给予了一系列建议以防止骚乱的重演，这其中包括给予加勒比民众以普选权和建立更加自治的政府。

并非只有加勒比地区的内部因素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中起到了作用。在二战中美国向英国施加的要求在殖民地推行改革的压力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英美联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它包括一项“所有的民族与国家都拥有自我管理的权利”的条款。一年之后，美国在《殖民地民族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for Colonies）中更加清晰地陈述了它的反殖民主义态度，并坚持要求殖民宗主国需要为殖民地的独立设定截止日期。美国还以其他方式在加勒比独立进程中产生影响。首先，作为向英国提供其所急需的鱼雷艇、驱逐舰的回报，美国在数个英属加勒比殖民地内获得了租期99年的军事基地。这项基于驱逐舰的协议间接地影响了非殖民化进程，许多加勒比民众看到英国竟然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护加勒比群岛，从而开始质疑母国的优越性；同时，美国军队及军队内迥异的种族关系的存在也大大刺激了加勒比地区的种族意识。 ^[13] 其次，在1942年，美国与英国建立了英美加勒比委员会（Anglo American Caribbean Commission），它致力于向英美两国提供影响加勒比地区属地的经济与社会建议，并着眼于减轻困扰这些地区的贫困状况——尽管美国在1898年获得的波多黎各与1917年获得的丹属维京群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1946年，这个委员会在荷兰与法国的加勒比殖民地加入后更名为加勒比委员会（Caribbean Commission）。有史以来第一次，加勒比委员会召集了地区内肤色各异的本地政客们，他们开始了解到困扰殖民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换言之，加勒比委员会为政治独立提供了重要的训练场地。

在美国施加于英国的道德压力的推动下，西印度皇家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二战中已经在得到执行。在1944年，牙买加要求建立普选制度与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新宪法得到了批准。在二战后，其他殖民地也相继跟进。特立尼达在1946年获得了新宪法，得以建立更加自治的政府。巴巴多斯在1950年、几内亚在1953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所以，劳工骚乱连同反殖民民族主义力量的增长，以及来自外部的压力，一起改变了加勒比地区的政治与社会景观，它起初塑造了工人运动的新领袖，最终产生了一批主导独立进程的政治领袖。

西印度皇家委员会也在它的文件中提议建立加勒比殖民地联邦，以促进经济发展，并在适当的时候推动政治一体化进程。这个想法最初于1947年在牙买加蒙特哥湾（Montego Bay）召开的地区会议上被讨论。英国同样希望能够建立联邦，这样就能够带来更高的行政效率并集中权力。比如，转换成联邦体制意味着英国只需要任命1个而非以往的12个总督。可以预见在未来联邦会从英帝国中获得独立地位。但英国人并非是仅出于经济考虑才成为勉强的非殖民主义者。像牙买加的布斯塔曼特这样，在工人、农民、失业者、无产者中拥有大量支持者的政治领袖看起来对英国的利益与影响抱有敌意。包括布斯塔曼特在内的出席1947年蒙特哥湾会议的地方领袖们热切于在短期内寻求各个属地的独立。在蒙特哥湾会议上，双方同意建立西印度气象局（West Indian Meteorological Service）和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来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从而达成了妥协。他们还制订了试验性计划来建立一个联合各地区的政治联邦。 ^[14]

蒙特哥湾会议之后，地方领袖与英国官员还在加勒比与伦敦召开了大量会议。地方领袖们逐渐意识到联邦方案是唯一能让殖民地满足英国独立标准的方式。最终在1958年，西印度联邦（the West Indies Federation）宣告建立。 除了英属洪都拉斯的两个大陆殖民地（即现在的伯利兹）和几内亚以外，所有的加勒比属地都加入了联邦。 西印度联邦的宪法要比它的一些成员国，如已经实现完全内部自治的牙买加要更为保守落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联邦迅速解体了。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间，牙买加已经开始与英国政府讨论是否能率先取得独立。它于1961年举行了公投，约54%的公民希望能够脱离西印度联邦。牙买加随即与英国政府展开独立谈判。与此同时，西印度联邦内第二强大的特立尼达也不愿意承担联邦内其他弱小贫穷成员的负担，它很快决定跟随牙买加脱离西印度联邦。1962年，牙买加与特立尼达都取得了独立地位。 ^[15]

西印度联邦为何失败了？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其成员国为地方性利益而不愿妥协，这在那些主要参与者——牙买加与特立尼达中要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特立尼达反对不受限制的迁徙自由，而牙买加则无法接受一个限制性关税联盟。学者们也指出，加勒比各地区间缺乏共享的价值、历史与地理联系。部分殖民地彼此相距远，同时由于历史、人口和经济原因而拥有各异的文化。比如，牙买加在1655年被克伦威尔的军队所征服，而直到1797年英国才从法国手中夺取特立尼达。由此，特立尼达大部分白人信奉罗马天主教，相反，巴巴多斯、牙买加与其他加勒比殖民地的白人则大多信奉新教。此外，特立尼达接纳了远多于其他地区印度契约佣工，到西印度联邦成立的时候，它的人口中有1/3是印度裔。更重要的是，特立尼达与牙买加要比其他殖民地更为繁荣，尤其相比那些更小的加勒比东部诸岛。特立尼达拥有石油储量，而牙买加已经开始开发作为铝主要来源的铝土矿，并严重依赖旅游产业。这两个岛屿不仅经济更加繁荣，人口更加稠密，它们在政治与宪政上取得的进展也远超西印度联邦的其他地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西印度联邦讨论关键议题时，特立尼达与牙买加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 hqNRS81+0Wr94CL25/mITawMwogW6k5hZFWZtypyg9wrR02jCCtgdx5yYIk+y1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