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者们已经撰写了大量关于殖民化进展与实质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英国如何、为何要获得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过去15年来，学术界内兴起了关于帝国利弊的活跃辩论。首先，帝国的“责难者”为英帝国感到羞愧，并指出它给殖民地民众带来了伤害，尤其在19世纪的非洲。比如，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在著作《英帝国：抵抗，镇压与叛乱》（ Britain’s Empire ： Resistance ， Repression and Revolt ，2011）中列举帝国的种种恶行。对于戈特来说，英帝国关乎于暴力。在超过500页的著作内，他记载了英帝国的残忍暴行，从而首次展现了英帝国各殖民地民众所遭受的巨大伤害。然而，戈特的目的并非解释，而是通过记录帝国的暴行来证明帝国的暴力性。他书中的每个章节都讲述着相似的情节：帝国的扩张引发了武力回应，反抗反过来引发了镇压，后者又刺激了进一步的反抗与镇压。

学术界内的第二个群体包括面向大众写作的绝大部分历史学家，他们是帝国的“鼓吹者”。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那些宣称帝国是惩恶扬善的力量的学者中的一员。在《帝国：不列颠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Empire ：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03）中，他指出帝国的“仁慈举措”包括在印度废除寡妇殉死制度（Sati），在非洲取消由村长征收的恶税。弗格森认为其他国家承担帝国的地位与职责时会做得更好。在《巨人：美利坚帝国的价值》（ Colossus ：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2004）中，他声称：“我完全赞同帝国。实际上，我相信21世纪比以往更需要帝国。”

不过，其他研究帝国的历史学家试图在对这两大观点保持不偏不颇的态度。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即秉承这一理念，他既不是帝国的鼓吹者，也不是帝国的责难者。他的著作《未竟的帝国：不列颠的全球扩张》（ Unfinished Empire ：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2012）试图修正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宣称帝国问题并非“一面是不列颠的统治，另一面是殖民地受害者”。他指出大量殖民地民众都积极地投身于帝国事务中，其中很多人因此获益，但他也不否认大量受害者的存在。通过论述“不仅仅只有一个英帝国，而是存在很多个‘英帝国’”，达尔文呈现了一幅比许多学者的想法都要复杂的图景。换言之，不列颠在印度与在巴巴多斯黄金海岸所建立的统治秩序不尽相同。同时，与帝国的鼓吹者不同的是，达尔文认为英帝国从未在战略与思想的整体层面拥有一个致力于让母国与殖民地同时受益的“帝国规划”。反之，帝国过于庞大，内部充满多样性，因此这样一个涵盖各殖民地的总体规划难以存在。

尽管非殖民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性事件之一，它所获得的学术关注却远少于殖民化，对该主题的探讨也很少出现重大争议。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伯恩（M.J.Bonn）的著作《崩溃的帝国：世界经济的解体》（ The Crumbling Empire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Economy ，1938）出版后，“非殖民化”这一词才进入英语词典之中。大部分关注非殖民化的历史学家并不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帝国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同时主要关注1945年后的时段，当时联合国从最早的51个创始国发展，进而包括许多前不列颠殖民地。比如，《加勒比通史：20世纪的加勒比》（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 The Caribbe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4）中关注非殖民化的文章就将焦点集中于1945—1970年。在非殖民化的终点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存在分歧。现今关于英帝国殖民地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尝试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作为“终点”。但部分研究者则看得更为长远，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也包括于这一进程中。

非殖民化最初被认为是由英国发起与控制的、稳步进展的、有序而有计划的进程。不过，现今的学术共识认为非殖民化不存在总体规划，英国的影响也很小。实际上，有人认为英国深陷于层出不穷的殖民地危机的泥淖之中，它的反应更像临时起意，而非一套固定做法；美国与联合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反殖民情绪才是主要的驱动力。 学术界普遍认为，二战后英国的目标是复兴而非抛弃帝国。鉴于本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在战后满目疮痍，英国将殖民地的原材料与粮食视为振兴经济的必需品。英国重整自己在非洲、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帝国，加强与白人自治领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作为更庞大的英美计划的一部分，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有些学者称之为“第二次殖民占领”。

现有关于英帝国非殖民化的学术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加勒比地区。 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独立进程开展得并不迅速，同时也不像帝国其他地区那样是流血斗争的产物。比如，在作为1947年印巴分治导火索的骚乱中，有人估计其中的死亡人数在20万~200万人之间，同时另有1400万人由于印巴分治而无家可归。肯尼亚是另一个通过暴力斗争获得独立的国家。1952年，肯尼亚的主体民族基库尤人（Kikuyu）联合一部分恩布人（Embu）和梅鲁人（Meru）攻击政治对立派，袭击白人定居者的农场并杀死牲畜。这些激进民族主义者被称为“茅茅党（Mau Mau）”。英国于1952年10月宣布紧急状态，并向肯尼亚派驻增援部队，由此引发全国性骚乱，一直持续到1960年紧急状态被取消为止。新近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记载了这场特殊的非殖民化事件中的暴力行为，从而驳斥了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声称的“非殖民化是一个有序而稳步进展的和平进程”的观点。 ^[1]

虽然许多研究非殖民化的历史学家采用包括文化、经济、社会与政治在内的宽泛标准来定义非殖民化进程，大量研究非殖民化的学术成果仍然过于强调政治与政府决策进程，同时严重依赖英国政府档案，以及政府高官与殖民地官员的个人文献。 ^[2] 研究加勒比非殖民化的唯一学术专著也采用了这一方法。这本书即是《有秩序的独立：帝国在英属加勒比的终结，1947—1969》（ Ordering Independence ： The End of Empire in the Anglophone Caribbean ， 1947 — 69 ，2012），作者斯宾塞·莫比（Spencer Mawby）借此呈现了从1945年到正式宣布独立的20世纪60年代末，权力从殖民官员有秩序而渐进地移交给地方民选代表的图景。

接下来我要指出，如果不仅仅将非殖民化视为一组政府决策制定过程，那么加勒比非殖民化进程的开始要远早于莫比所认定的时间，同时这个进程在前加勒比殖民地批准新宪法，以独立成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后仍未结束。在解释这个进程如何开始以及开始于何时以前，我先要概述一下加勒比地区的殖民与发展进程。 vq1h20tGfRefqnzbGNtPjBv0C45Mfk3dzoonQLhntDUqoINy+yge2NFiRv7QmB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