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论

对教化理论的拥护者来说，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发生了暴力上升的情况，因为这需要一个回归或“文明倒退”的新过程。革命让他们感到困惑，“悖论是，法国大革命再次在这片土地上引入了大规模的暴力，在一个多世纪中，‘文明的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并从根本上减少和限制了暴力”。这使得他们努力做出解释：“在18世纪末，文明的进程尚未改变王国内的所有居民。人格结构给人们灌输了稳定、严格的自我约束机制，取代了因外部约束尚不具普遍性、自己强加的禁止和约束。” ^[26] 这个论点是基于两个错误的假设：暴力是一种需要驯服的原始力量，暴力革命没有他自己的逻辑。

这篇文章有不同的争论。它展示了暴力在近代早期受重要的时间、区域变化支配，这植根于社会政治环境塑造下的情感和信念。暴力率的下降既不始终遵循一条发展道路，也不是单向性的。有证据表明，从16世纪中期起，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际暴力显著上升，到17世纪的后半期，人际暴力再次下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没有引导和控制暴力。随着社会精英阶层的扩大和更加多样化，从15世纪起，礼仪和礼节的规则变得十分混乱——在不断战斗以维护和赢得自己地位的同时，分界线被探测和超越。这通过强调英雄的自主权而变得复合。1622年的巴黎街头，当受到法律威胁时，亨利·德·萨乌斯拔出剑鞘，说“他不关心争议，以剑示人，坦言剑即正义”。 ^[27] 这是“不受约束的混乱、无数相互斗争直至灭绝的对抗性权利主张、使有思想的人意识到这些关于私人意志的鲁莽断言是通向灾难的必然途径”所带来的经验。 ^[28] 更自由的行为准则强调公民生活在一起，相比仪式性的关系，他们对不透明的荣誉标志有着坚持不懈的关注。一个研究诽谤法的专家，攻击了“命令人们达成和平、和睦、友好”的传统准则，即使他们相互分开、在遇到的每一个场合中互相伤害，但是敌意仍可以在之后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29] 在17世纪时有变化发生，多种暴力形式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表现，展示出其缺乏教养。殴打妻子也被认为是缺乏教养的。塞缪尔·佩皮斯耻于把妻子打得眼圈发青，因为他的行为打破了社会公约。男性的荣誉准则是以控制情欲为基础的，因此招致一个敌人最简单的方法即是对他的妻子、女儿、情妇大献殷勤。新的礼仪要求对男性化行为做出改变，这会使得两性空间更加自由地相容。对莫尔旺·德·贝勒格德来说，女性教化的陪伴也是不言而喻的，她们在公民社会中更完美，更有礼貌：“我们主要是通过和她们进行对话来学习礼仪和文明。” ^[30] 到18世纪，对妇女的态度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衡量方式，也被认为是绅士自律和其统治权的表现。礼貌并没有完全取代荣誉守则，而是使其相对化。

嘲笑琐事变得有可能：路易十四的宫廷诗人布瓦洛取笑了法国人爱就教堂空间进行争论的喜好。他的讽刺作品刺痛了人们，因为他瞄准了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但是，这里是新的战场，沙龙成为新闻和八卦的中心，在那里，积怨会升华，名誉会被嘲笑，调控机制则成为社会斗争的工具。但这是一个女人可以以更加平等的条件参与的战场。这和18世纪那不勒斯激怒城市里的开明思想家形成对比。他们明确了城市中暴力水平过高和对女性怪诞态度之间的联系，女性被隐藏在男性视角之下，她们的崇敬鼓励了过度的男性勇敢，培养了荣誉准则。他们意识到文明是以两性间的自由沟通为基础的，女性的交往与陪伴具有文明的影响力。

新社交礼仪的限制也按阶级设定。在农村世界，在法国、德国、意大利17世纪的司法记录中，主人对仆人、租户、奴仆的常规谋杀十分突出，这是穷人廉价生命的混合：17世纪60年代，对法兰哥尼亚公国农民的生命的补偿在100到300塔勒之间（20~60镑）；在18世纪80年代，一个洛林地区的农民价值小于200里弗（14英镑）。到18世纪，这已经被广泛接受，即武力必须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作用，这么做是社会优越性的标志。然而，直到18世纪结束，上流社会使用体罚来对付下层阶级，这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年龄在14岁以下的男孩或女孩，被发现在其居住的教区外乞讨，”约翰·洛克在修改贫困法的计划中写道，“他们将被送往下一个可工作的学校，他们将会被严厉地鞭打，并且需要一直工作到晚上。”奴隶们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他们被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牙买加农场主托马斯·西斯尔伍德（1721—1786）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绅士，他通过私人及公共暴力的使用来追求利益，又将此和具有现代性、正在进行中的启蒙思想相结合。西斯尔伍德在其日记中透露了他这一矛盾的性格，展现出他是一个“野蛮的、残暴的主人，通过使用极端的暴力、任意而残酷的暴行来控制他的奴隶，他每日通过暴力行为羞辱惩罚他们，以证明他的权力和刚性”。 ^[31] 然而，从他信中，可见西斯尔伍德又是一个知道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洛克的人，他能够通过订阅《闲谈者》和《旁观者》获取最新的上流社会的时尚，西斯尔伍德的日记揭露了“文明”黑暗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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