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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民社会获得胜利时，它已经开始遭到评论家的攻击，评论家们认为其对军事价值造成了威胁。亚当·弗格森（1767）指出：“没有国家间的对抗和战争实践，公民社会本身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目标或是一种形式。” [22] 卢梭严厉指责文明，并蔑视公民社会的女性化影响。浪漫主义作家对高贵野蛮人的理想化有较深的渊源。1537年教皇训令指出，原住民是“真正的男人，不仅能够理解天主教的信仰，而且，根据我们的信息，他们十分渴望接受它”，以正统教义为基础，野蛮人是文明习惯退化的人，可能需要使他们返回文明的国家。在世纪末，印第安人有信仰有能力改变衰落的现状，但是这样的尝试仅限于改革者的精神境界。亚里士多德的正统派观念中没有进步的概念，它假设一代人不能改善前一代人，衰退会被阻止。礼仪意味着良好的秩序和政府。在西班牙语进步的含义中，没有“教化”这一动词，这个动词是英语的一项发明。都铎王朝的爱尔兰政策最初基于传统的使爱尔兰领主回归好政府的理念，并试图分解其基于劫掠牲畜和赎金所导致的不和文化。到16世纪70年代，这种渐进主义者的方法被认为已经失败，更激进的解决方案被提出。宫廷诗人和爱尔兰专家埃德蒙·斯宾塞认为，并没有返回到病弱的、无法改变的国家。未来必须通过“剑”来创造，“在一些好的事物被建立之前，首先必须以强硬手段去除所有邪恶，如腐败的树枝和不健康的树干应该首先被修剪，在树可以结果之前，其粗糙面需要清洗刮去”。 [23] 这转变成为殖民地政策，将成为典型，给当地人展示使用英国方式的好处。在16世纪末，12000个移民在曼斯泰耕种，到1641年，在爱尔兰有10000名移民。在实践中，崇高的理想很难达到，殖民地发展出一种流亡和灭绝政策，或是我们今天称作种族清洗的政策。新政策要求一个更为包容的动词“教化”，它被用在16世纪之初的与爱尔兰有关的问题上，但被迅速应用于其他背景：约翰·史密斯在1624年提出，在维吉尼亚，“相比自由放任，征服更能教化他们”。 [24] 1630年，一封写给萨瑟兰郡年轻伯爵的建议信敦促在苏格兰高地实施爱尔兰式的解决方案：“用勤奋带走你郡中残留的野蛮遗迹，加快实施郡中居民的教化。” [25] 爱尔兰是帝国的实验室，是教化野蛮人潜力的试验场。
暴力是一个有争议的范畴：为了拥有法律效力它需要被合法化。这解释了17世纪“civility”一词意义的改变，在“civilization”这个词于18世纪50年代被创造之前，思想家们采用civility来代指civilization。英国人从路易斯·罗伊那采纳了这一想法，他的《变迁兴衰》（1576）一书改写了繁荣、衰败与重生的经典模式，避开了历史具有周期性、重复性，是原始事件重复循环的观点，历史变迁是他所关注的，这意味着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civility”，对罗伊来说是“civilization”的同义词，展现出技术、文化和物质进步的水平。罗伊比较了各种文明，他确信自己所指的文明具有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技术的进步愈发清晰：“这是原来的控诉，即抱怨礼仪一天比一天糟糕，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之前，人们就已经处于罪恶的状态，在他们中没有公正性：这不是真的。”罗伊对进步持有信仰，而人们则对鼎盛时期的法国宗教战争持有无可救药的乐观态度，出于这个原因。罗伊的理念在英国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斯宾塞和培根身上看到受其影响的痕迹，在抨击决斗的行为时，他使用了这一崭新的动词——“所有这一切包括死亡都是粗鲁的，而不是有礼貌的”。英语持续富有创造力，当沃尔特·蒙塔古于1655年翻译法国的行为方式指导书《诚实的女人》时，他发明了一个没有在原文中出现的词——“civilization”，他用这个词来展现个人有意识的自我完善过程。这将需要另一个世纪，来表示一整个国家的成就。
17世纪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字典中没有相等的术语。在礼仪上引导潮流的法国人，避开了“civilize”这一动词的原因是，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有另一层意义：“civilisation”意味着将刑事诉讼转变为民事诉讼。关于暴力和公民社会的历史，这一不合时宜的翻译是有一定意义的。在我们的理解中，上一代发生的近代早期司法制度革命展现出法律促进了这一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仲裁和调解，以及展现了司法公正的扩大是如何避免争吵升级的。和小偷相比，暴力犯罪者很少会受到体罚。他们如果能对受害者的家庭做出补偿，即可逃过一劫。大多数的诉讼，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的判决，在握手后，一个表达个人不满的公共广告足以修复荣誉。在荷兰，每个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老师，他们的工作是“维护和平、和睦、和谐”。在低地国家的法语地区，这些被称为“和平的制造者”，加尔文主义的宗教法庭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这远比其进行的道德监视更受欢迎。约束人们保持和平的实践是无所不在的，英国的保证书和德国的Urfehde十分相似，其字面意思意味着“没有斗争”，由被告人严谨承诺或是宣誓不报复敌人。德国和瑞士法院在处理名誉争议时展现出的一个特征是采用和解原则。一些法院通过加强罚款惯例来与违法犯罪者达成和解，因为该罚款被纳入公共范畴。在公共节日时，罚款会被用来提供酒水，朋友和敌人都能喝上一杯。即使是成为专制主义国家控制典型的巴黎警方（于1667年建立），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调解邻里纠纷，这意味着他同时担任警察、社工、青少年羁押官、家庭顾问等多重角色。当18世纪的思想家重新使用“civilization”这一术语时，他们认识到，法律不仅仅是国家的臂膀，而且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和解的达成。
